永樂大帝朱棣(76)

七六

　　居庸者，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

　　都燕者切近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

　　陳建說：

　　幽燕形勝，自昔稱雄，然距邊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為守。所幸胡人惟利在抄掠，無爭帝之志耳。

　　他們認為，邊防局面之所以能如此勉強維持，是因為「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否則，明朝之亡，可能不在甲申。

　　他們都無例外地指出，北京作為國都的根本缺點，在於距邊防前線太近，政權的中樞極易受到困擾：

　　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江南之民命竭於輸挽，太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為害也。

　　甚至有人把「都燕」認做是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這些論說，概括起來，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出發點，即他們都把北京的優劣與邊防相聯繫，把北京作為邊防前線。把遷都北京當做「鎮壓北虜」的措施來評價。北京有優點則在於它可以「據險防邊，居外馭內」反之，北京有缺點，則在於它以天子守邊，易受攻擊。

　　如此評價遷都，是否確當？朱棣遷都之本意究竟如何？我們有必要追究一番。

　　永樂遷都，應追溯到朱棣初即位時。燕京是朱棣的「龍飛」之地，朱棣一即位便有遷都的打算。永樂元年，朱棣下詔以北平為北京。永樂四年閏七月，朱棣下詔建北京宮殿。永樂七年以後，朱棣多次北巡，長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監國南京。在北京設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章都要運行在所。其時，北京已經成為實際上的政治中心。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建成，九月丁亥，朱棣下令明年正月初一始以北京為京師，正式遷都北京。

　　朱棣方遷都時，便遭到不少人的反對。永樂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耗費鉅資修建多年始告完成的北京宮殿奉天、華蓋、謹身三殿被一場大火燒毀。朱棣以天變示警下詔求言，群臣又紛紛提出不該遷都的問題。朱棣震怒，將主事蕭儀下獄瘐死，並說：「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朱棣命跪午門外質辯。《鷿衣生集》記載：「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略哉！』」

　　什麼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各書無載，不得而知。於是，後人不斷地提出自己的解釋。丘浚說，朱棣「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此」。袁袠說，「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鄭曉說：「京畿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谷馬果窳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孫承澤說：「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密計者即不得聞，以餘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之始也，……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宜遷二；……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於鹵，吾今子孫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都下，足與鹵角，宜遷四。」

　　如此眾說紛紜，不外以下五點：一、北京為朱棣龍飛之地；二北京形勢優越；三、北京物產豐富，供給方便；四、可以控制渚胡；五、足與虜較。

　　明朝自洪武時起，便存在著北方蒙古諸部的威脅，但是，由於明軍的一再打擊，由於明朝政府的懷柔政策，更由於蒙古內部的分裂、紛爭，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到永樂年間，蒙古對明朝所造成的危險程度已經大大下降，否則，明朝不會有力量同時進行塞北、交南的戰爭，或者鄭和下西洋的大規模活動也會受到影響。正統以後，蒙古的威脅日益嚴重。與其說是由於蒙古力量的強大，不如說是由於明朝力量的衰落。只是在這時，蒙古問題才成為朝政的一個中心問題。上面所舉明朝中後期人們對遷都原因的推測，都是囿於自己的時代，從自己所處時代的邊防現實出發的。它反映了明朝北邊從向外發展到向內收縮，從積極出擊到消極防禦的轉化。永樂時期根本用不著以遷都這樣舉國震動的措施來對付蒙古，說遷都僅僅是為「足與虜較」，或說僅僅是為了對付蒙古，顯然不符合明初的歷史事實。

　　如果遷都不僅僅為對付蒙古，那麼朱棣的英雄之略又在何處呢？我們還是考察一下永樂時期的人是怎樣說的吧。

　　永樂元年正月辛卯，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統，而於肇跡之地皆有附崇。切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為北京。」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壬寅，複詔群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北京，臣工等上疏曰：「北平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矧河道疏通，漕運日廣，商貨輻輳，射貨充盈，……望早敕所司，興工營建。」六部都察院等官複上疏：「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誠有待於今日。」

　　永樂十八年，北京新殿成，十一月戊辰下詔有言：

　　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纘承大統，恢弘鴻業，惟懷永國。眷茲北京，實為都會，惟天意之所屬，實蔔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建宮室。上以紹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貽子孫萬世之弘規……天地清甯，衍宗社萬年之福，華夷綏靖，隆古今全盛之基。

　　據此綜而述之，永樂之遷都不過有兩個原因：一、北京是興王之地，二、北京便於控制四夷。其他諸點，如物產豐富，供給方便等則為遷都提供了可能。

　　以興王之地建都，明代在永樂以前有洪武三年朱元璋以臨濠為中都，永樂以後有嘉靖十八年朱厚熜以湖廣安陸為興都。朱棣一即位便宣佈以北平為北京，這比中都、興都的地位都高得多了。大概朱棣一開始便有遷都之意。永樂四年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實際上已經將遷都的意見定下來。第二年七月，皇后死于南京，因國都未遷，陵墓未建，只好把皇后的梓宮暫時停放，更顯示了有意遷都。自永樂七年二月朱棣常駐北京，設行在六部，處理天下奏章，更與洪武之中都、嘉靖之興都不同，永樂十八年宣佈以北京為京師，去行在號，不過是為一個既成事實正名而已。

　　遷都北京是經過長時期準備、策劃的。在這長時期內，朱棣的政策目的經歷了從鞏固皇位到求得發展這樣兩個階段。以上歸納的永樂遷都的兩個目的：鞏固興王之地和力爭控制四夷，正反映了朱棣政治目標的這種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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