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75)

七五

　　儘管陳仁錫做了這樣一番辯護，但仍不能否認大寧失于朱棣之手：「兀良哈從征有功，文廟嘉其績，秩以都督，寵以三衛，於是徙鎮入于薊南，而畀其地。」即以「養鷹而絛絏去手」而喻之，其中也不無批評之意，至少得以「不慎」、「決策失誤」歸咎之吧！勞堪則將大寧的丟失，歸於朱棣等過分相信兀良哈的「誠款」所致，「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東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略不顧惜，非往事之恨乎？」明朝滅亡後，顧炎武曾到北京一帶考察山川利病，他同樣認為大寧是由於靖難而放棄。

　　不管怎樣，朱棣無法逃脫丟棄大寧的責任。

　　朱棣以塞王起家，對擁兵守塞的諸王的力量有深刻的認識，因而對之十分戒備。除燕王外，塞上之王以甯王朱權的勢力最大。同燕王一樣，甯王也有爭奪皇位的野心。朱棣做了皇帝，甯王就成了最危險的人物。甯王要求徙封內地，正中朱棣下懷。但甯王請蘇州、錢塘皆不獲准，終於徙封南昌。《太宗實錄》載：

　　永樂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寧兵革之後，民物凋耗，改封甯王府於南昌。

　　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為大寧都指揮使司，隸後軍都督府，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隸大寧都司，調營所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于平峪，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寧都司。

　　如果不是有意放棄大寧，在內徙甯王之後完全可以保留原大寧都司衛所以戍守之，大寧都司遷于北京城南之保定，其衛所亦散置於北京周圍而于原大寧之地卻完全不設防，顯然是故意放棄大寧。與內徙甯王棄守大寧的同時，朱棣對兀良哈三衛則恩寵有加：

　　永樂元年五月乙未，敕兀良哈三衛官軍（按：三衛既已歸附，且從戰有功，故稱官軍），人等曰：朕嗣位之初，已嘗詔喻爾眾，……但有來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歲時貢獻，經商貿易，一從所便。前阿哥歹、那海帖木兒、納哈出來寇廣寧，守臣擒送至京。朕矜其遠人，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思，曲宥其死，就令尚都等送還並諭爾知之。

　　不僅授官互市，而且為寇者亦曲宥之。固然，朱棣懷柔遠人的政策是一貫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明知兀良哈之不可靠，卻還要從大寧撤防呢？朱棣第三次北征，以兀良哈「黨逆」，曾回師擊之，為什麼不因而恢復在大寧的防禦設置呢？和田氏說：朱棣「出師未捷而崩於榆木川，重置大寧之志未得酬現」。我想，以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虜庭」之威，以南征交阯、遠出外洋之盛，是完全有能力恢復大寧的，不必臨死再為之嗟歎。他可以遠出漠北，邊防線大大向北推移，因此用不著在大寧再設防，大概可以說朱棣就根本沒有「重置大寧之志」！

　　進而放眼看去，無論是明人陳仁錫等，還是日本人和田清氏，都忽略了一個前提，即朱棣是以普天下之主自居的。他自認為四海一家，無分內外，兀良哈與任何異族異類一樣都是他的臣民，對於那些殊方遠夷朱棣尚可不分彼此，厚往薄來，對於有功靖難的兀良哈格外眷顧就十分自然了。朱棣自己並不認為是放棄了大寧，因而也便無須有「重置大寧之志」。問題在於，朱棣的這一四海一家的宏偉構想，在國力強盛、君主有為之時尚可維持一定局面，而一旦國力削弱，主暗臣庸，非只「天下一家」不可能實現，就連近在咫尺的邊陲之地也難於控制了。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朱棣好大喜功，大而無當反不及朱元璋的穩紮穩打來得可靠。

　　在蒙古地區脫離中原政權的控制時期，大寧是明朝邊防的戰略要地。顧炎武說：「大寧居遵化之北一百里，沿山海以逮獨石，一牆之外皆其地。獨石、山海離京師皆七百里，與大寧正相等。國初建谷、寧、遼三王，與代朔若運雉，以屏藩東北，其為計深矣！」其時，大寧與宣府、遼東並列為第一道防線，朱元璋又命徐達西自古北，東至山海修關隘一道，為第二道防線。因此，控制大寧，對於制馭兀良哈、女真，遏止韃靼東進是十分重要的。

　　為了經營大寧，朱元璋曾花費一番苦心。洪武二十年，為了對付納哈出，朱元璋下令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國四城，並駐兵防守，隨之，設大寧都指揮使司及大寧中、左、右三衛，並以木榆、會州、新城等衛隸之。洪武二十四年，甯王就藩大寧，又增置衛所十餘處。朱元璋甚至在大寧衛設立儒學，教授武官子弟，設教授訓導，「仍選識達達字者教習達達書」，並「頒經書，以廣文教」。這些，在朱棣下令拔大寧於保定後，全被取消了，大寧「遂為空城」。朱元璋的心血，被朱棣做皇帝的野心和大而無當的規劃淹沒了。

　　兀良哈三衛設於洪武二十二年，而「久之皆叛去」。靖難之役後，朱棣雖加意攏絡，「欲使受國恩，永為外藩，共享太平之盛」。但兀良哈三衛「當成祖之世已煩駕馭」，不時剽掠邊地屯堡，甚至與本雅失裡合謀寇邊。因此，放大寧雖貽患後世，但永樂年間就已顯出禍端。

　　大寧之棄，使遼東到宣府的防禦線被切斷了。而且，大寧既棄，開原逼塞不可居，不得不將韓王朱松改封平涼。再加上東勝諸衛遷於內地，開平遷于獨石，北邊第一道防線完全崩潰，只有靠近北京的第二道防線可守。自是「諸夷列我險阻，闖我門庭，要我官員，殘我吏民」，「畿輔之間騷然多事矣」。永樂以後的邊患，不少與兀良哈有關，加之國都遷於北京，其威脅益顯嚴重。後人對此批評甚多！

　　正統己巳，嘉靖庚戌，諸敵犯內，皆從此（指大寧）至，則（兀良哈）陽順陰逆，亦臥榻鼾睡故也。

　　泰甯、福余常與東虜合，而朵顏常與西虜合。弱則乞賞，強則要挾。少則鼠竊狗偷，眾則稱兵入犯。或聯姻於西虜而藉其勢，或鄉導於東虜而假其聲……使我薊邊疲於奔命，此賊寔為之耳。

　　明朝許多有識之士，看到這種局面潛伏著更大的危險，有練兵振武之謀，有恢復大寧之議。大學士丘浚指出：「京師東北藩離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明末東北邊警頻仍，完全證明了丘浚的這一預見。

　　此外，在內遷遼王的同時，朱棣又將谷王從宣府、遼王從廣寧內遷。塞王內遷，固然解除了諸王對皇位可能構成的威脅，但也大大削弱了北邊的防衛力量。這樣，就形成了國都靠近前線，天子坐鎮守邊的局面。儘管朱棣雄心勃勃，長驅遠駕，揚威塞外，但留給後世的卻是北部邊防退縮的格局。

　　朱棣的措置失當留於後世，極大地影響了明朝政權的穩固。明末清初，不少人追究明朝滅亡的責任，都不免要歸罪於朱棣。傅維鱗說：「太宗定鼎幽燕，居外馭內，南面以臨海宇。獨迫在邊陲，則守禦為艱。然而大寧之內徙三衛之外向，獨石之孤懸，東勝之淪沒，撫今追昔，寧無歎慨！而況于數千里嚴疆，一旦波沉陸海，則明季邊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而跡其始境，寧不罪有所歸哉！」讓朱棣承擔一定罪責是不冤枉的。

　　§十一、遷都北京——一個天下共主的偉業

　　朱棣即位，永樂元年（1403年）正月就把北平改稱順天府，建為北京，稱做行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又改北京為京師，正式遷都北京。早在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就下令營建北京宮殿，並開始從全國各地徵集物料。永樂十五年（1417年）北京宮殿正式開始營建，經過三年半的時間，永樂十八年（1421年）十二月建成。整個京城的建築包括城牆、城門，皇城、紫禁城、宮殿和壇廟。其設計精巧，宏偉壯麗，令人歎為觀止。北京城的宮殿壇廟，其規模、型制被清朝所沿襲，一直保存至今，是中國建築史、乃至世界建築史中的瑰寶，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永樂遷都北京，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自遷都之日起，政治家、史學家便對其利弊爭論不休，數百年後而不已。一些明朝人認為，北京地理上有許多優越之處，他們將北京與長安、洛陽、汴梁相比較，認為北京形勢最優。他們說：

　　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其次則關中，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然視汴猶為上游焉，若金陵則僻在東南，不足控馭西北，非勝地也。

　　至於其優越之處，無非是：

　　滄海遶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饒谷馬魚鹽果窳之利。順天為皇居，東南轉漕，秦晉入衛，形勝甲天下。

　　然而，另一些人也常常批評永樂遷都北京，他們對北京的地位十分擔心。大學士丘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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