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73)

七三

　　時和甯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之眾，不相統一，彼此疑畏，各先遠避，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並獲其馬牛羊以歸。

　　《實錄》等幾種記載，多含混誇張之詞，但總之都說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並未達到。阿魯台遠遁，明軍未能與之交鋒，回師擊兀良哈，亦僅俘其老弱。本為伏虎，卻以擒兔搪塞，總算不枉出塞一場，也算給朱棣掙了點面子。王世貞說「是舉最為得志」，然後接著又說「阿魯台竟遁去，未伏誅」。是得志呢？還是不得志呢？王世貞的「微言大義」是很清楚的。

　　以上就是所謂「三犁虜庭」了。

　　至於以後兩次北征，均是「無功而還」。《明史·夏原吉傳》說：「已，複連歲出塞，皆不見敵。」

　　第四次北征，永樂二十一年征韃靼：「六師深入，寇已遠遁。帝方恥無功，見其（也先土幹）來歸，大喜。賜姓名，封忠勇王。」也先土幹之歸，使出師而不遇敵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勞師無功之恥，因此朱棣禮遇也先土幹甚隆。然而，也先土幹的歸附並無補于對阿魯台的控制。王世貞在記載也先土幹的歸附時，同時點出也先土幹是「別部酋長」，即並非阿魯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筆法。

　　第五次北征，永樂二十二年征韃靼，仍不見敵。「車駕次天馬峰，複行數十裡，甯陽侯陳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蘭納木兒河，彌望荒鹿野草，虜只影不見，車轍馬跡皆漫滅，疑其遁已久。」「英國公張輔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餘裡，無一人一騎之跡。」

　　這時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沒有什麼希望了。五月甲申，大軍在開平，朱棣召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夜三鼓夢有若世所書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朱棣簡直以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護韃靼人。今人黃雲眉先生說：「假夢神人告語，知成祖鑒王師四出之徒勞，犁庭之願於是乎弛矣。」甚是。

　　這年六月甲子，朱棣死在班師途中的榆木川。「五出漠北」就這樣結束了。

　　朱棣好大喜功，欲效古名王標榜於後世，第一次出塞尚未遇敵，就忙於勒石刻銘以誇示天下。玄石坡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元石勒銘，與之悠久。」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廣武鎮勒銘曰：「于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氣勢何等雄壯！但是，朱棣殫盡畢生精力，其志竟未得伸。王世貞感歎朱棣北征是「遠慕雄略而近遺廟算」。說他「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媒叵測。北望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矣」。真是千古遺恨。朱棣麾數十萬大軍，竭全天下之人力，頻年出師，「竟不能貽數年之安」。朱棣遠遠沒能解決蒙古問題。不僅在永樂以後明朝仍然受到韃靼、瓦剌的騷擾，就是在永樂時期，這種騷擾也未能完全解除。

　　史稱朱棣「善戰」，實也有可議之處。

　　第一，朱棣為燕王時，曾與秦王、晉王同時出塞，其時燕王雖有功，但秦、晉二王亦非敗北，而是未遇敵。只是在秦、晉二王死後，燕王始得脫穎而出。

　　第二，《明太祖實錄》經過永樂朝兩度重修，其用意之一便是貶抑諸王而抬高朱棣，凡記燕王之事多誇飾之詞。而野史如《吾學編》、方志如《雍大記》，則皆言秦王「嚴毅英武」，晉王「聰明英銳」，於其事功亦有記述。

　　第三，靖難之役時，朝廷元戎宿將早被朱元璋收拾乾淨，朱棣久駐塞上，擁有重兵，又有長期的統兵經驗，而三年所得唯北平三府，其間圍濟南久不下，東昌之役、白溝河之役幾潰不成軍，後以中官為內奸武臣多臨陣叛降才輕易取勝。

　　第四，朱棣即位後，數次麾師出塞，既不顧遠離根據地，又不考慮饋運之艱難，而每出師又對敵情茫然不知，進入敵境才想起偵察。永樂二十二年出塞，「獲虜諜者」，方知「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複遁往答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決策既不高明，指揮亦欠周詳。

　　第五，朱棣剛愎自用，左右唯承命而已，「諸元侯銳士，徒知凜畏」，謀議畜朒。朱棣又不願諸將分其功，宿將何福從征，僅以「數違節度」，遭嫌自經。「功冠交南」的張輔，被朱棣「亟借而北」，出塞從征，但僅令其「俾之督運」而不預軍政。因而，難說朱棣是位好的軍事統帥。相反，朱棣所征之敵又具有許多優勢：「馳突，北虜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內地軍士「夏往有暑渴之虞，冬進有寒僕之患，樵蘇稱後，或虞於糧，邏堠暫弛，每至於失道」。因而，「今以數萬之眾，逡巡於瀉鹵不毛之地，始則求戰之無期，終則入塞之途遠。隱柳伏荻，戒心日警，鳴笳銼鏑，車變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敵，為盡殲之舉乎？」蒙人逐水草而居，能戰而戰，不戰則走，成敗之數，早已決定了。

　　以朱棣的胸懷，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唯獨北征蒙古，為之留下了終生遺憾。壘土九仞，功虧一簣。每讀史至此，常為惜之。朱棣憚畢生精力解決蒙古問題。韃靼的阿魯台、瓦剌的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儘管乍臣乍叛，但還是接受了明朝的封號，號稱蒙古可汗的，不論是鬼力赤，也不論是本雅失裡、答裡巴卻一直與明廷處於對抗姿態。紮奇斯欽的文章已經指出這一點。既然是這樣，不管御用文人怎樣吹噓朱棣北征「廓清妖氛」，「幾無孑遺」，朱棣都十分清楚蒙古的不臣之心。什麼和甯王、順甯王，名義雖好聽，實際並不可靠。

　　永樂二十年，朱棣北征經過李陵城，發現了一通元朝留下的李陵台驛令謝某德政碑。碑陰刻有達魯花赤等名氏。朱棣深以此為慮。他說：「碑有蒙古名，異日且以為己地，啟爭端。」命隨行的侍讀王英往擊碎之。這說明朱棣完全清楚蒙古人並未誠心臣服，而且，對其將來能否臣服也心中無數。他似乎已預感到蒙古將會成為子孫之患。

　　永樂北征對蒙漢雙方的破壞是巨大的，它使蒙古地區的社會經濟生活無法正常進行。數十萬大軍深入漠北，勢必使其老幼男婦無不投入戰爭。明軍每入其境，不但「斬其名王」，而且「虜其男婦」。如前所舉，永樂八年北征，明軍至長秀川，韃靼「棄輜重牛羊雜畜滿山谷及河之兩旁，連延百餘裡」，「輜重彌望」，「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明軍則「收其牛羊雜畜，焚其輜重」。又如永樂二十二年北征，韃靼「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余，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複趨荒漠以避」。北征給蒙古地區經濟造成的後果可想而知。

　　北征給明朝造成的最大問題是「財力大窘」。第一次北征時，就遇到糧餉不足。清遠侯王友率軍運餉不至，「軍士乏食，多餓死者」，朱棣不得不「久素食」，「命以所獲牛羊悉分諸將給軍食」，甚至「供具減半」。第五次北征，「士卒饑凍，饋運不濟，死亡十二三」，楊榮「請以供禦之餘給軍，而令軍中有餘者得相貸，入塞官為倍償」，才勉強渡過難關。

　　永樂北征，第一、二兩次用兵均達五十萬，第四次三十萬，其他兩次亦在數十萬之數。為了供給這樣龐大的軍隊，幾乎需要動員全國的力量。以永樂二十二年北征為例，為供軍餉，天下府庫，搜索殆遍，「查勘兩京及天下庫府藏遞年出納之數」，「點勘南京並直隸衛府州系食糧遞年出納之數」，令督山西、山東、河南三布政司，直隸、應天、鎮江、廬州、淮安、順天、保定、順德、廣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間十三府，滁、和、徐三州有司造車，丁壯挽運。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永樂二十一年北征，命河南、山東、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之，憚行者往往為規避計」。由於道路險遠，地凍天寒，不少民夫在運糧中凍傷手足或疾病而死。

　　朱棣好大喜功，征安南，下西洋，營建北京宮殿陵墓，再加上一再出塞親征，國家早已被弄得入不敷出、疲憊不堪了。因此洪熙、宣德以後不斷有人對永樂弊政提出批評。范濟謁闕上書，希望「毋以征討夷狄為意，毋以忿忿不平為念。棄沙漠不毛之地，憫華夏禮義之民。俾婦不霜，老不獨，盡力于田蠶，貢賦于上國。邊塞無傷痍之苦，閭裡絕呻吟之聲」。朱棣一死，他們把壓在心底的話一下抖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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