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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在東北和西域,明朝同樣與當地少數民族建立了市易朝貢關係。這是明朝控制東西雙方以箝制韃靼和瓦剌的手段之一。「遼邊西壁近虜,境外多物產,如貂皮人參材木魚鮮之類」。但洪武時期,對遼東的貿易管理甚嚴,以至「凡公差人員,不許捎帶松榛等物進口渡海,違者一二斤、三五兩俱分屍,號令所過,官司縱容,一體治罪」。女直、兀良哈頭目經常赴內地貢馬。永樂時期,在遼東開原廣寧設立了三處固定的馬市,定期開市貿易;又規定女直部落一年一貢、每貢一千人,兀良哈三衛一年二貢,每貢三百人,計每年赴內地朝貢者一千六百人,而實際不止此數。朝廷給予來貢「夷人」的賞賜也有定額。另外,朝廷還花費大量經費用以晏賞、迎驛。這些措施加強了同東北各民族間的聯繫。鞏固了東北邊疆,也削弱並牽制了韃靼侵擾勢力。

  西北方面,永樂初明朝就與當地諸民族建立了通貢關係,撫之甚厚。

  永樂四年八月壬子,敕甘肅總兵官宋晟曰:「西北番國及諸部落之人,有來互市者,多則遣十餘人,少則二三人入朝,朕親撫諭之,使其歸國宣佈恩命。」

  以貿易關係為手段來爭取少數民族的意圖是很明顯的。

  與西番的茶馬貿易是明朝與少數民族貿易的重要部分。河州一帶是西域門戶,控制河州,才能使通往西域的道路暢通無阻。永樂時期的翰林學士解縉說:

  (河州)善馬之出,布於天下。先是,民商夷虜利相售易,或相殺害。而中國之貨馬貴。中國之貨以荈茗為上……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馬司河州,歲運巴陝之茶于司。官茶民得以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殺害之風帖息,而茶之繆惡亦少。數年之間,河州之馬如雞豚之畜,而夷人亦往來慕知識效信義,有仕為臣者,不但茶馬之供而已。

  朝廷茶馬之禁甚嚴,「雖勳戚而不宥」。洪武三十年,駙馬都尉歐陽倫坐犯私茶,竟然賜死。布政使司官不言,並倫賜死,家人等皆坐誅,茶貨沒入官。朱元璋說:「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為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永樂時期,仍與西番保持了茶馬貿易關係。

  永樂三年二月,朱棣談到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出關時曾說:「邊關立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但看其永樂六年等令諭,其禁令之嚴或踰於洪武時期,大概也是「制馭夷狄不得不然吧」?

  永樂五年十月壬辰,敕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舊禁軍器出境。近聞有鬻於外夷者,此邊將失於關防之過,目今須嚴禁約。

  六年二月戊子,何福奏涼州諸衛士軍多私出外境市馬,請按其罪……從之。

  六月丙申,敕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舊禁紵絲綾羅與外夷交易。比聞軍民裁制衣服與回回易馬,貪利違法,爾更申明其令。

  同年,令諭各關把關頭目軍士,務設法巡捕,不許透露緞匹布絹私茶青紙出境,若有仍前私販,拿獲到官,將犯人與把關頭目,各淩遲處死,家遷化外,貨物入官。有能自首免罪。

  永樂十五年再次申諭:國家兵器以禦外侮,近有小人貪圖貨利,私鬻出境,反以資寇,宜嚴禁止,犯者雖勳戚不宥。

  禁令十分嚴厲。所謂「商賈貿易,一從所便」云云,是在朝廷的嚴格控制下進行的。

  明天順中,曾以右副都禦史巡撫陝西的馬文升說:「四夷來貢,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所行者,亦我朝廷之故事也……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振沙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彩緞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饜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朝貢和市易,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少數民族的生活需要,也有利於加強各民族間的聯繫和邊疆地區的穩定。朝廷也因而得到了大量的馬匹。

  但是,通貢也帶來了許多新問題。以西域貢使言之:

  西域使客,多是賈胡,假進貢之名,藉有司之力以營其私,其中又有貧無依者,往往投為從人,或貨他人馬來貢,即名貢使,得給驛傳。所貢之物,勞人運至,自甘肅抵京師,每驛所給酒食芻豆之費不少。比至京師又給賞及予物直,其獲利數倍。以此,胡人慕利,往來道路,貢無虛月。緣途軍民遞送,一裡不下三四十人,俟候於官,累月經時,妨廢農務,莫斯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貿易貨物以歸。緣途有司,出車載運,多者至百餘輛。男丁不足役及女。歸所至之處,勢如風火。叱辱驛官,鞭撻民夫。官民以為朝廷方招懷遠人,無敢與較。其為騷擾,不可勝言。

  東北方面的貢使,也有類似的問題。

  在朝廷把「四夷來朝」看作歸順或向化;而「四夷」未始不把朝廷的賞賜看作是軟弱納款。永樂以後,政治腐敗,國力召衰,兀良哈、韃靼甚至借武力邀貢、添貢。貢市非惟不能撫懷邊外,反成了肇禍之源。正統成化以後,紛擾不已。張萱在《西園聞見錄》中引用明人張濤說:「今日缺貢,明月補貢,今日革賞,明日補賞。塞上血未口乾,胡馬之嘶風踵至。」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甚至痛切地說:「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

  §三、對東北地區的經營

  洪武初,元將納哈出擁兵遼東,東北地區的女直族、高麗族等仍然處於其控制之下。朝鮮,時稱高麗,還保持著與北元的臣屬關係。北元君臣曾多次企圖借助朝鮮的力量恢復中原。因此,明朝必須控制東北地區,切斷北元與朝鮮的聯繫。嘉靖時兵部右侍郎王之誥說:「遼北拒諸胡,南扼朝鮮,東控夫餘真番之境,負山阻海,地險而要。中國得之則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國。故其離合,實關乎中國之盛衰焉。」這段話,準確表述了明朝與北元爭奪東北的重要性。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派符寶郎契斯奉璽書賜高麗國王王顓。第二年,再派契斯赴高麗封其王,「凡儀制服用,許從本俗」,「式遵典禮」、「作鎮邊陲」。高麗于洪武二年五月辛醜停元至正年號,洪武三年七月乙未始行洪武年號,奉明朝正朔,納元所降金印。然此時高麗仍首鼠兩端,與北元使節往來不斷。

  與此同時,朱元璋一方面不斷遣使招諭東北地區官民歸附,另一方面派兵從山東渡海,向遼東進軍。洪武四年元月遼陽行省平章劉益降。同年,在遼東設立定遼都衛,八年改為遼東都指揮使司,轄二十五衛,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北元大批將領、女直頭目相繼歸附明朝。朱元璋陸續將遼王、甯王、韓王封于廣寧、大寧、開原等地,以扼制遼東。洪武二十年,明軍進攻金山,納哈出降。二十二年,朱元璋在東北西部廣大地區直朵顏、泰甯、福余等三衛,以處納哈出降人,明朝在東北的勢力範圍大大擴展了。二十年十二月明廷諮高麗國王,以鴨綠江為界,「不得複有侵越」。洪武二十五年,高麗更名稱朝鮮,幾經周折,明朝終於和朝鮮建立了友好關係並將其列為「不征之國」以戒子孫。朝鮮和北元的聯繫被切斷了,北元借朝鮮之力恢復中原的希望也落了空。明朝進一步鞏固了在東北的地盤,洪武時期,明朝勢力已達松花江、牡丹江及牙蘭河一帶。

  永樂時期,國力強盛,朱棣銳意征服韃靼、瓦剌,又因為明朝政治中心北移,所以更加強了對東北地區的經營。曾以右副都禦史巡撫遼東的李承勳說:「國朝建都于燕,親以九鼎之重,扼胡人之吭,而拊其背。遼在侯甸間,與宣大錯峙為三雄鎮,以藩屏京師。天下無事則並力以抗胡,有事精兵數十萬,指麾可集,而天下固以服其強矣。」

  遼東地近韃靼,兀良哈三衛時與串通,造成邊患,因而在軍事上仍以防備韃靼的寇掠為重點。僅建文四年八月至永樂元年十二月,遼東都司就連續向朝廷報告軍情:「緣邊胡寇竊發不時」,「近虜寇盤山驛,虜掠人畜」,「虜寇懿德塞三晝夜,破寨柵,官軍與戰不利」。朱棣則不斷下令:「嚴固邊備」,「謹守疆場」。

  其次是遣使招撫東北廣大地區的漢人、女直人、韃靼人:

  永樂元年五月乙巳,賜東甯衛千戶王得名鈔百七十六錠,彩幣七表裡,紗衣二襲。得名先往朝鮮招撫遼東散漫軍士複業。男婦來歸者萬五百二十五口,故嘉之。

  二年八月庚辰,遣使齎敕諭潭州漫散人民曰:昔太祖皇帝設三萬衛,所以安養軍民……爾等不得已流寓潭州……特遣千戶高塔海貼木兒等齎往諭。爾等即同父母妻子複回本處,仍舊居住,毋久棲棲在外,徒自苦也。

  朱棣十分關心女直的情況,曾親自訊問女直地方的風土山川。永樂元年,朱棣派行人邢樞偕知縣張斌往諭奴兒幹,「至吉列迷諸部落招撫之」。永樂二年又派遼東千戶王可仁前往遼東安撫女直之地,擬設建州衛,「給與印信,自相統屬,打圍放牧,各安生業,經商買賣,從便往來」。於是,「東北至奴兒幹,涉海有吉列迷諸種部落,東鄰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樂初相率來歸。明朝「因其地分設衛所」,「選其酋長授以指揮千百戶等官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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