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61)

六一

　　金忠，原名也先土幹，因在漠北受忌于阿魯台，於永樂二十一年朱棣北征途中歸附。朱棣說：「鳥獸窮則依人，黠虜亦然。彼既來歸，我須之以恩。」「宜厚意撫綏其家及部屬。其資財孳畜一毫勿有侵損，庶不孤遠人來歸之心。」又對也先土幹說：「爾以誠心歸朕，朕以誠心待爾。君臣相與，同享太平之福于悠久。」然而，當時也先土幹的歸附，並非盡為「慕義」，不過是想借用明朝的力量對阿魯台進行報復。朱棣北征不見敵人蹤跡，得也先土幹如獲至寶，大加寵異，超乎常格。他對也先土幹說：「華夷本一家。朕奉天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吾赤子，豈有彼此？」於是，賜也先土幹名金忠，封忠勇王，與鐵券金印，玉帶綺衣金幣，時時侍從。賜宴時，坐于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輟以賜之」。行軍時「上乘馬，金忠一騎後隨」。金忠部下的官屬，都被授為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在朱棣的感召下，也先土乾等皆叩頭呼「萬歲」，且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

　　優待韃官，甚至對其歸而複叛亦不甚罪之。如永樂八年十一月，涼州韃官千戶虎保亦令真巴等叛，朱棣「以其惑於流言，非其本心，挈家遠遁，遣指揮哈剌那海等齎敕往宥其罪，使皆複業。在感召之下，虎保亦令真巴等率妻子萬二千餘來歸罪，「上悉赦之」。九年九月，甘肅「土韃」官軍叛而複歸。朱棣說：「土韃官軍比因人言鼓惑，驚懼逃叛，蓋非得已。今既複回，罪亦可恕，亦善加撫綏。待之如前。」可以說是來去自由，至為寬大了。

　　但是，由於韃靼、瓦剌對中原時有侵擾，明廷也對韃靼、瓦剌時有征伐，因此，作為封建統治者，不管朱元璋還是朱棣，對其歸附者不得不有所戒備。

　　朱元璋說：「吾慮其難處，或晝遇敵，或夜遇盜，將變生不測，非我之利。蓋此輩初絀於勢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遣之使來，處我宦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方可無患。」

　　永樂二年冬十月庚午，朱棣對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說：「韃靼率多來歸者，慮有詐謀。古雲受降如受敵。其悉調山西都司、行都司，並太原三護衛騎士赴大同操備。」永樂三年八月癸未，敕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曰：「比聞韃官伯克帖木兒率眾來歸，可遣人慰撫，導之入境，然須密察其意。若有詐謀，易為制馭。語雲，受降如受敵，不可不慎。」永樂十年五月己醜，敕鎮守興和都指揮王喚等曰：「今指揮岳山自虜中還言，韃賊有為阿魯台劃計者，欲緣邊副掠，宜謹守城池。或有以進馬以歸附來者，須詳查其實，勿遽納之。」

　　對於韃官則不授以重權。丘浚說：「仰惟我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賜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于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戍之任，則有此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于唐人不用番將為正將之意。夫於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王世貞說：「祖宗時番將有功，雖累封至侯伯，不得五府都司衛所印及總兵鎮守，或入奉朝請，或於各鎮住牧。惟有征行，則遴所部精騎以從，或別將則副大帥耳。」朱棣對韃靼、瓦剌人的優厚禮遇，是建立在他們承認明朝的宗主權、臣服於明皇朝這一基礎之上的。既然這樣，他們受到的待遇，就不可能完全與漢人平等。

　　一些大臣也擔心在輦轂近甸安置大批的韃靼人會帶來不安定因素，要求朝廷給予限制。自洪武時期起，為了消除元朝的影響。促進蒙古族人和漢人的同化，明朝採取了一系列強制性措施，以使蒙古人忘掉自己的民族傳統，做明朝馴服的臣民。洪武元年禁胡語胡姓；洪武四年禁胡禮；洪武五年再申民間婦女服飾之制；同年，又令蒙古色目人不許與本類嫁娶，違者治罪。朱棣即位後，繼承了這一政策。無疑這種強制性的同化措施，是包含著對蒙古等少數民族的歧視的。這與前述的對韃官的不盡信任，是不利於對他們的懷柔和爭取的。致使有的韃官與明朝貌合神離，「獷悍如故」，一遇變故「甚至乃有為虜鄉導者」，「有因事欲北徙者」。

　　然而總的說，朱棣對韃靼、瓦剌的懷柔政策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論是邊外羈縻衛所的首領軍士，還是腹裡的韃官韃軍，大都忠於明朝，並為之效力。他們對明朝授予的封號官爵十分重視，把它看作是極高的榮譽和統轄本部屬的依據。他們將朝廷頒發的璽印誥命輾轉相傳，世世寶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爾扈特部掙脫俄國的羈絆重歸祖國時，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樂八年漢篆敕封玉印一顆」，並將其獻給清政府。永樂時期北部邊境的大體安靜，這種懷柔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然，大批的韃靼人入居內地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如給韃官的俸祿過高，以致供韃官一人之祿可瞻京官十七員半。因而正統時有「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的感歎。但這與制馭韃靼、瓦剌的大略宏圖相比，畢竟是次要的。

　　§二、商賈貿易，一從所便

　　明朝廷當然瞭解這種情況，對同蒙古等少數民族的貿易一向控制甚嚴。它一方面利用貿易作為控制蒙古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手段，同時也用貿易對其示以懷柔。另一方面，明朝為了邊防，需要大量馬匹，這使得與蒙古等地區的貿易勢在必行。

　　洪武時期，對於邊地的貿易有很細緻的規定。馬文升說：「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食茶、鐵鍋、銅器、羅緞等物，奏奉明文方才給予，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一切不經朝廷許可的私人貿易都嚴格禁止。《大明律例》中上述禁令的條文繁複重疊，反映出明廷對這一問題重視的程度。明人認為，這些規定是為控制戰略物資的出口，亦為了減少因貿易引起的糾紛，一切蒙古人所需之物均在朝廷掌握，則可以「操縱機宜」。

　　朱棣即位之初，為顯示寬仁大度，對北部邊疆各族的貿易似乎稍有放寬。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一月壬寅，朱棣遣使齎敕諭兀良哈、韃靼、野人諸部曰：「朕今繼承天位，天下一家，溥海內外，俱效職貢。近邊將言爾諸部酋長，咸有歸向之誠，朕用嘉之。特令百戶裴牙失裡齎敕諭爾，其各居邊境，永安生業。商買貿易，一從所便。欲來朝貢者，與使臣偕至。」同時，由於「靖難之役」，天下馬匹損耗甚多，全國僅有馬兩萬三千七百餘匹。為鞏固政權和邊防，朱棣十分注意馬政，一方面「嚴督所司，用心孳牧」，同時開民間養馬之禁；另一方面就是加強與產馬地區的貿易，大量買馬。

　　一種交易是不定地點，價格由官方規定：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壬辰，「陝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于寧夏市馬，請官市之，以資邊用。上從之。命有司償其直。上馬：每匹給絹四匹、布六匹；中馬：絹三匹、布五匹；下馬：絹二匹、布四匹；駒：絹一匹、布三匹。軍民私市者禁之」。

　　永樂七年七月乙酉，「敕鎮守寧夏甯陽伯陳懋：官帑有綺帛布鈔，可與新附韃靼易馬。良馬勿吝直，次者亦酌量增直易之」。

　　大量的貿易以朝貢的形式出現。蒙古和其他民族的使節或商人，赴邊境或進京貢馬及方物，朝廷以賞賜的形式給予報酬，或直接給予貨值。馬和方物都有定價，賞賜有定額，如果賜賚不足額，進貢者則會不滿。這種進貢，實際上是各族首領或商人與明廷之間在做買賣。在這種貿易當中，朱棣的方針是「懷柔遠人，甯厚無薄」。不僅給貨值，還要給予豐厚的賞賜。蒙古和其他各族來朝貢馬及方物的記載，不絕於史書。比如：

　　「永樂元年十一月丙子，兀良哈頭目哈兒歹遣其部屬脫忽思等二百三十人來朝貢馬。命禮部賜鈔幣襲衣，並賞其馬值。上馬每匹鈔五十錠，中馬四十五錠，下馬三十錠。每匹仍與彩幣表裡一」。

　　二年四月己醜，指揮蕭上都等自兀良哈還。韃靼頭目脫兒火察、哈兒幾歹等二百九十四人隨上都等來朝貢馬，命脫火兒察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哈兒歹為都指揮同知掌朵顏衛事……各授指揮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及白金鈔幣襲衣。脫兒火察言，有馬八百餘匹留北京，願易衣物。命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大僕寺第其馬之高下，給價償之」。

　　「三年三月戊戌，哈刺溫等處韃靼也裡麻等五十五人來歸，貢馬。命禮部如例賞之」。

　　「九月庚子，款多倫地面韃靼納哈刺等來朝貢馬，賜之銀鈔彩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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