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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天下一統

  §一、夷入於中國而中國之

  明初從洪武到建文、永樂年間,北元由於明朝的打擊和內部的紛爭,勢力逐漸衰弱,並且分裂為三個大的部分,即西部的瓦剌、中部的韃靼和東部的兀良哈,但明朝人又將所有蒙古人習稱為韃靼。

  如何對待韃靼和瓦剌的歸附者,是明朝政府懷柔撫綏政策的重要內容。

  朱元璋在奪取全國政權的過程中,一方面稱言「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複漢官之威儀」,以民族革命相號召;另一方面,卻又承認元朝正統,稱蒙古人做皇帝是「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並說「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這顯然是為了討好元朝君臣,爭取他們不戰而降。他明確指出,如果元君能敬順天道來歸降的話,「朕當效古先王之禮,俾作賓我朝。其舊從元君倉卒逃避者,審識天命傾心來歸,不分等類,驗才委任。其宗伯王駙馬部落臣民能率職來朝,朕當給換信印,還其舊職,仍居所部之地,民復舊業,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殘元領兵頭目」,「有能率眾來歸,一體量材擢用」。「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諸人」,「自歸附之後,各安生理,趁時耕作,所有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有司常加存恤」。他還批評元朝的民族歧視政策,說:「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人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勿徇其弊也。」又言:「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為暴橫,又皆以胡為之長,不惟屍位而已,實為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在強大的和平攻勢面前,北元官員將領紛紛歸附明朝。朱元璋踐守前約,量材錄用,厚給官職爵祿。如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侍御史商暠招集王保保河南舊將士,得元參政副樞等五百八十余人,軍士一千六百六十余人至京師,簡其壯勇者為駕前先鋒」。洪武八年三月壬戌,以故元國公卜顏帖木兒為察罕腦兒衛指揮僉事,其鎮撫千戶、百戶五十七人,俱以元平章知院等官為之。

  朱棣繼承了朱元璋這一政策,標榜任人唯賢,「不分華夷」,對於降附者的優禮厚遇,視洪武時期往往有加。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上覽畢以示群臣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生之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

  這一段話議論得十分透徹,全面地表述了朱棣對韃靼、瓦剌歸附者的政策。在這裡不僅顯示了朱棣的恢宏度量,而且表明這項政策的提出是總結了歷史經驗,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把元朝「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視為其滅亡的直接原因,在這一點上超過了朱元璋,是很有見識的。

  同洪武時期一樣,朱棣對漠南北歸附者,「官其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這就是所謂「羈縻衛所」。對於腹裡的歸附者,或是歸附後遷入內地者,或授以官職,或給以爵祿,或令充軍伍,這就是所謂「韃官」和「韃軍」。永樂時期,韃官和韃軍的數字空前地擴大了。

  朱棣與韃靼人的關係,淵源甚深。早在為燕王時,他的軍隊中就有很多「韃卒」。建文帝曾指責朱棣私納智謀壯勇之士圖謀不軌。朱棣辯解說:「蓋臣府中有韃軍百餘人,悉是洪武間歸附。朝廷處於北平,皇考命于護衛歲給衣糧,以備禦虜防邊之用。」其實,燕府中的韃軍當不止百人。「靖難之役」中,朱棣還與蒙古私相往還。建文二年二月,「韃靼可汗坤帖木兒,瓦剌王猛哥帖木兒款北平……韃靼國公趙脫列幹,司徒劉哈利帖木兒等自沙漠率眾至北平助,燕王大加賞齎」。建文三年十一月,「北虜通燕,寇鐵嶺衛,殺百戶彭城」。這些韃靼將士英勇善戰,在戰鬥中「胡騎軍官最近左右」,「每簡其精銳使從征伐,得其死力」。朱棣奪取皇權,得韃靼將士之力甚多。

  朱棣即位之後,出於政治需要,更加強了對韃靼人的籠絡。對歸附者,除根據原有地位授予官爵,賜予布鈔襲衣外,有時還給予牛羊孳畜。如:永樂三年六月乙丑朔,朱棣命令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說:「前歸附韃官阿蔔都罕等八人,韃民十九人,令爾給予畜產,官牛十,羊五十,民牛六,羊二十。」在普遍給賞時,對韃靼人的賜予要比漢人多。永樂九年十二月庚戌,禮部尚書呂震言:「京衛官軍俱錫棉花棉布為冬衣,各衛寄居韃靼官軍宜准此例賜之。」朱棣說:「待遠人當厚,命賜都督、都指揮、指揮,皆織金紵絲衣,千百戶衛所鎮撫紵絲綾衣,舍人頭目綢絹衣,旗軍人等胖襖袴鞋。」

  但是,大部分韃官在平時沒有實際工作,只是在戰時讓他們從征。比如,永樂元年十月,朱棣對兵部尚書劉俊說:「武臣中有韃靼人,多不識字,難委以政,故只令食祿,遇有警急,則用以征伐」。又如永樂三年九月丁酉,「陛陝西都指揮趙忠脫列幹為後軍都督僉事。脫列幹食祿不視事」。己亥,「陛散騎舍人朱禿兒為錦衣衛指揮僉事,賜金帶,食祿不視事」。由於韃官的待遇優厚,而又悠遊無事,因而有的漢人反「冒韃靼名以避政事」,致使皇帝不得不下令兵部「曉諭其改政,不改政者罪之」。對於邊外歸附的韃宮,為了便於控制,明廷鼓勵他們進入內地居住,或居住京師。永樂七年九月壬申,「韃靼虎力罕等率家屬來歸,奏願居京師,賜鈔幣衣服,布絹鞍馬牛羊米薪居第,及日用什器皆給之。自是有來歸願居京師者,賜賚准此例。若元之故官,則第高下授之職,食其祿而不任事」。永樂十年二月乙丑,朱棣命令甘肅總兵官宋琥說:「其諸虜及新附者,爾與豐城侯李彬熟計之,悉送京師,預法提備,毋致逸竄。」除歸附的韃軍外,也有垛集韃靼百姓為軍的情況。永樂三年六月乙丑朔,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靈州韃靼宜垛集為兵,以足邊備。」朱棣命之「斟酌人情,可行則行」。

  吳允誠和金忠是韃官中的突出例子。

  吳允誠原名把都帖木兒。是韃靼平章,於永樂三年七月自塔灘率部屬五千餘人、駝馬三萬餘匹詣甘肅歸附。總兵官左都督宋晟留其家屬于甘肅,遣人送到京師。為了表示對歸附少數民族人員的寵異,朱棣往往要賜以姓名。朱棣賜把都帖木兒名吳允誠,授右軍都督僉事,賜賚甚厚,令其仍率部屬居涼州,諭兵部榜諭緣邊將士毋有侵擾,並給牛羊孳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揮牛十四,羊七十;指揮牛十二,羊六十;千百戶衛所鎮撫牛十,羊五十;其隨來軍民每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有差。朱棣命宋晟加意撫綏,俟吳允誠等居住既定,選其中壯勇或二百三百五百,參以官軍三倍,於塞外巡邏,偵察。「非但耀威,亦以招徠來附者」。朱棣厚待吳允誠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吳允誠受朝廷厚恩,因而對明朝頗為忠誠。

  永樂六年二月,吳允誠領軍隊從征卜哈思之地,以「捕虜」功升右都督。九年四月升左都督,與中官王安追「叛虜」火脫赤至把力河,獲「虜」人口馬駝牛羊而回。十年正月封恭順伯。十二年從征沙漠。永樂八年吳允誠從征沙漠,其時,涼州韃官千戶虎保等叛,並協允誠所部同叛。允誠妻與其子管者及所部都指揮保住卜顏不花等不從,遂率眾擒獲叛者。朱棣賜敕褒獎說:「以婦人而秉丈夫之節,忠以報國,智以脫患。」陛其子管者,並厚齎賞之。永樂十五年吳允誠卒。其子孫亦多有功,封侯伯,賜美諡。吳允誠歸附之後「降附者益眾」,「邊境日安,由允誠始」。永樂七年七月乙未,韃靼丞相咎卜王亦兒忽禿典住哥及平章都連脫兒赤及司徒、國公、同僉等「各率所部來歸」,其眾「三萬」,「牛羊駝馬十余萬」。這說明朱棣對韃靼的撫綏政策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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