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59)

五九

　　虞謙所描繪的是一幅上下軍民全面的社會生活圖景。這時，仁宗才即位五個月，虞謙所指的「今」所存在的問題，顯然主要由朱棣來負責，它是朱棣施政所帶來的結果。朱棣自稱其為政要使民不失其養，如此弊政叢集，民焉得不失其養！其他暫且不論，就看文武官吏父母妻子猶有凍餒之虞，民間生活便可想而知了。

　　其實，朱棣說「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不過是為他的好大喜功的興做不止所做的辯解和掩飾。既然百姓不失其養，便可以毫無顧惜地任意驅使勞役了。朱棣好大喜功，又急於洗刷自己篡位的惡名，因而永樂一朝，大事頻興，國家百姓為之耗竭。試看，永樂年間南征交趾，戰爭持續二十幾年，八十萬大軍疲於奔命；鄭和六下西洋，「費錢谷數十萬，軍民死者以萬計」；修建北京宮殿，赴四川、雲貴、湖廣采木，工程歷時十四五年，「所費數以萬計，役死軍士百姓不計其數」，而「督辦官員能務公戒私，不貪贖厲民者，殆十之一二」；朱棣五次親征漠北，每次動員兵力三十萬至五十萬不等，搜盡天下府庫以供軍餉，數十萬軍民為之轉輸，造成「財力大窘」。

　　這樣好大喜功的事一件接一件，民如何能「不失其養」？正如洪熙元年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所說：「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钜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土木屢作，勞者佛休」，其結果只能是「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再加上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饑荒、災害，使人民本已深重的苦難更加深重。於是「人民流離，餓殍盈路，稅糧逋負，鹽賊橫生」。

　　僅就《明太宗實錄》的記載進行統計，永樂一朝所謂「民亂」、「強賊」就達四十起之多。永樂末年，山西、河北，甚至號稱富庶的蘇、常、嘉、湖等地，都出現了成夥的「強盜」和大批的「流民」。我們不妨將永樂後期的幾起「民亂」抄錄如下，以見永樂民生之一斑：

　　永樂十四年正月辛酉，命行中軍都督金玉為總兵官，蔡福為副，往山西廣靈等縣征剿山寇劉子進等。子進廣靈縣民，居鄉無賴，嘗自言往石梯嶺遇道人，授以雙刀劍，鐵翎神箭，能驅役神鬼。造為妖言糾集鄉民劉興、余貴、郝景瞻、樊敏等作耗，妄署職名，以皁白旗為號，奪太白王家莊驛馬，殺大同等衛采木旗軍，所過劫掠人畜，官軍不能制。事聞，遂遣玉等剿捕。

　　永樂十五年閏五月戊辰，福建汀州賊劉勝孫糾集無賴，自號太平將軍，攻清流縣，劫殺居民，守臣執其首數人，送京師斬之，餘黨散走。

　　同年八月己酉，福建沙縣賊陳添保等伏誅。初，添保與縣人杜孫、李烏觜及龍溪余馬郎、龍嚴、樊添受、永春林九十、德化張五官等聚眾作亂，燒劫龍溪銀場，殺中官及土民三十餘人，官軍捕之，四散，逃匿。既又偕稱太平大人先鋒等號，招集賊眾，燒劫清流等縣，殺縣官軍民三十余人。至是福建守臣執送京師誅之。

　　嘉興府賊倪弘三等伏誅。弘三糾集無賴作亂，劫掠鄉村，三年眾至數千，往來蘇湖常鎮諸郡，殺害官民，商賈不可勝計。發兵二千合浙江都司兵討之。反為賊所敗，官軍多被殺傷，其勢益橫。浙江按察使周新一志討賊，立賞格，躬督兵搜捕，列木柵于小江港，議斷其走路。賊無所容，乃趨北河。新遣壯勇躡至桃源縣，生執其首數人送京師。至是皆磔於市。蘇湖諸郡之民始安。

　　永樂十六年五月辛亥，順天府昌平縣民劉化以謀反伏誅。化初名僧保，畏避從軍，逃匿保定府新城縣民家。衣道人服，自稱彌勒佛下世，當主天下，演說應劫五公諸經，鼓誘愚民百四十餘人，皆信從之，已而，真定、容城、山西洪洞等縣人皆受戒約，遂相聚為亂。事聞，悉捕誅之。

　　秋七月己巳，湖廣靖州賊王忠，自稱平定侯，率眾攻劫武罔州，為守將所獲並其黨誅之。

　　永樂十七年春正月丙寅，監察禦史李偉奏、江西新淦縣逃匠雷劍南等聚眾拒捕。上命都指揮劉忠、都督馬聚領兵捕之。未至而布政司、按察司奏劍南等自詣歸罪。上覽奏謂侍臣日：「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禍？此有司失於撫綏。」命皆宥之。遣使馳召聚等還。

　　永樂十八年二月己酉，山東蒲台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詳見下文）

　　十一月壬辰，真定府曲陽縣人楊得春、蔚滿圈等以妖術惑眾，伏誅。得春等素不事產業，不服役官府。有司將治其罪。得春變黃冠服，滿圈削髮披僧衣，俱逃入晉州，以妖術妖書符咒惑眾。自稱善治兵甲，能令人飛行十裡。遂聚無賴，號五百羅漢，謀作亂。事覺，有司捕獲，械送京師，即日皆棄市，家口財產沒官。

　　二十年閏十二月甲子，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奏請調兵剿捕維摩州曲部驛野羅羅並蒙自縣作耗強賊，以除民患。從之。

　　二十一年春三月己亥，盜入南京大祀壇天庫，盜蒼璧二、黃琮一。命西寧侯宋琥督南京五城兵馬捕賊。

　　二十二年春二月丁未，浙江湖州府長興縣賊首吳貴歸等就戮。初，貴歸等聚眾千餘人劫殺鄉民，知府鄧忠率民兵捕之。賊眾拒敵殺官吏。事聞，命陽武侯薛祿率兵三千討之。上諭祿曰：「寇首惡不過數人，必誅之。餘脅從，宜與分別。蓋百姓皆有父母妻子，豈好逆從亂？其間必有不已者。宜約束軍士，不可濫殺。殺一不辜，將帥之罪。不有陽禍，必有陰譴。至是，祿悉捕首惡戮之。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巡按浙江監察禦史王複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首賊周叔光、王均亮等，聚二千餘人往來兩縣劫掠，漸致滋蔓。請兵剿捕。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之。於是，慶等奏調緣河備倭都指揮張翥所領兵三千，浙江福建二都司各調兵二千，俱聽翥率領捕之。時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共進言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不得已逃竄山林，苟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不惟未易獲，且堅其為盜之心，況我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思處置之宜。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禦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若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

　　這裡所錄的，並非永樂年間「民亂」、「強賊」之全部情形，但卻可以說幾乎無年無之。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發生於永樂十八年的唐賽兒之亂了。這一年，朱棣正在準備進行第三次北征，鄭和正在準備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宮殿剛剛落成，安南的戰事正在打得火熱，還有，前面我們提到的皇太子親眼所見的山東大災荒也發生在這一年。層層的重負壓下來，都落在百姓的肩頭，他們實在不堪了，只有起來反抗。山東蒲台縣民在女首領唐賽兒的號召下，佔領了益都，其後往來于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

　　官軍青州左衛指揮高鳳剿捕敗績，朝廷又派安遠侯柳升充總兵官、都指揮劉忠為副總兵，帶兵征討。雙方在益都發生激戰，都指揮劉忠戰死，而唐賽兒竟得逃脫。這時，另一叛民首領賓鴻正集眾萬人攻安丘，官軍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晝夜兼程從海上馳援，賓鴻不敵而敗。還有一支叛民隊伍在諸城為鼇山衛指揮僉事王真所敗。叛亂終於被鎮壓了，僅被解往北京的「妖党」就達三千餘人。而唐賽兒仍然不見蹤影。據說，唐賽兒也曾被官府捕獲，「將伏法，怡然無懼色，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複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系兩足。俄皆自脫遁去。」結果弄得「自三司以下及將校諸官皆以失寇死」。唐賽兒久捕不獲，朱棣懷疑賽兒可能削髮為尼或混入女道士之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一悉逮至京詰之」，後來，搜捕範圍擴大，朱棣竟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師」，「先後幾萬人」。

　　朱棣的搜捕毫無結果，不得不在永樂十九年正月乘北京宮殿告成之際大赦天下，宣告「各處監收及取未到尼姑道姑，悉宥罪還俗」。谷應泰在評論朱棣的大搜捕時，將之比為「石閔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並誅，袁紹斬宦官，面不生須者亦殺。」玉石俱焚，良莠並除，如此民生，豈得寧乎。唐賽兒之亂是對永樂盛世的斷然否定，是對朱棣標榜「以愛民為本」的統治的恰當評價。

　　永樂年間，不僅民生方面，政治、經濟、軍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如官僚隊伍中「貪風永樂之末已作」，「請托賄賂，公行無忌」。官員任用「漸循資格」，辦事「循習」成弊，經濟上鈔法敗壞，「物價騰踴」，軍隊中「自永樂以後，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造成「軍職日濫」，「而其間多貪暴怠惰，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廢馳」。由於「調度頻繁，營造日久」，致使屯政荒廢，「虛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兵力之疲而農之業廢」總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後世，而舉國上下已經漏洞百出。對於永樂時期的統治，我還要再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話，該書中鄒吉甫說：「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就為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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