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57)

五七

　　錦衣衛獄，又稱詔獄，是朱元璋實行殘暴統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為是非。其時，「上（太祖朱元璋）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毋經法曹」。錦衣衛獄備有各種刑具，在皇帝的庇護下為非作歹，幽縶慘酷，害無甚於此者後來，連朱元璋也不得不對錦衣衛獄加以限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經法曹。終高皇帝（太祖朱元璋）世，錦衣衛不復典獄。」朱棣即位後，雖然進行了大規模屠殺，但仍覺得寶座不穩，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潛伏著巨大的不安。

　　朱允炆的死活下落還沒有弄清。如果他還活著，隨時可能東山再起。政治反對派不與朱棣合作，甚至圖謀刺殺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慮重重，甚至做夢也不得安生。誠如王世貞所說：「天子（朱棣）既由藩國起，以師脅僭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他任用了「率先報效」、「頗目法家言」的紀綱，「治錦衣兵，複典詔獄」。紀綱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聞上，上（朱棣）以為大忠，罄咳亡間。即淇成諸公號元勳，見則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數。」紀綱為人狠鷙，更恃此「窮意為非」。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則「曲侍奉綱，相緣借奸利數百千端」。錦衣衛獄的刑罰花樣翻新，朱棣早已將《祖訓》不得濫施肉刑的戒諭拋到九霄雲外了。他下令收繳天下兵器，派胡濴刺探民隱，獎勵告密，任用紀綱、陳瑛等「刻深之吏」為爪牙，鎮壓人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棣的暴政給後世留下了極為惡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樣。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當駁正，不當用刑。」大理楊守隨言：「刑具永樂間設，不可廢。」帝是其言。永樂暴刑成了後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明代的宦官之禍，在歷史上也是頗為突出的。太祖朱元璋戒于歷代宦官干政之失，對宦官的防範甚嚴。雖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傳令閱兵、監視大臣、察訪官吏、核定課稅、奉使外國，但宦官畢竟不敢放肆。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時事被遣還。建文中。也注意約束宦官，曾兩次下詔禁約奉差中官，因此「內官怨甚」。相反，朱棣則正借些宦官為耳目，安插于建文帝身邊。史稱，「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有中官約為內應者，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文皇朱棣深然之。」

　　朱棣避開勁敵，直搗南京，輕易取勝。南京金川門開，建文宮中同時起火，說不定這火就是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為內應？《明太宗實錄》諱此不談罷了。朱棣入宮，「殺宮人、內官略盡，而得罪建文帝者則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為邊藩鎮守雲」。由於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慮，「不能不有所私寄」。其私寄者除紀綱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他用宦官設立了東廠，用以監視天下臣民。東廠與錦衣衛結成了一個嚴密的監控網，施行恐怖統治，連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監視之中。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監軍、分鎮、專征、采木、督役、奉使外國，成了官僚隊伍中的重要成員。他們傲視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這種服飾是連文武一品官員也不易得到的。後世宦官之禍，隱然肇始。

　　建文新政施行開明政治，一度打斷了朱元璋推動的極端專制主義日漸強化的進程。朱棣則一反其道，完全抹殺建文新政。他所嚮往的，是做一個極端專制的皇帝。朱棣認為「帝王為生民之主」這與方孝孺強調的「天立之君所以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的主旨大相徑庭。

　　但是，朱棣的淫威並不能完全壓服民間的不滿。正如明人王世貞所說：「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儘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他舉了後世對方孝孺的態度加以說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義者無如天臺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為之記者。」當然，王世貞是從君主宗法制的禮法的立場評論此事的。不過，可以看出，人心是難於征服的，哪怕是面對殘酷的殺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朱棣卻希望人們把他看做是一心興禮樂、施仁政的聖明君主。他甚至把自己打扮成連小蟲子都不願傷害。有一次朱棣去靈穀寺，「跬蹕中庭，有蟲著上衣，以手拂置地。徐命中官取置樹間，曰：「此雖微物，皆有生理，毋輕傷之。」如此矯柔造作而又虛偽可笑。

　　朱棣的殘暴，並非完全是由於政治上的被迫不得已，更多的，則是由於他的殘刻暴戾和極端自私之本性。蓋所欲極強，為遂其欲便不顧一切，對有礙於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晚年永樂宮中發生的一樁牽連致死三千多人的慘案（詳見餘篇），便是最好的證明。

　　§六、艱難民生

　　三皇五帝純乎道德，無為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間賢君聖主亦躬行仁義，修舉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後世。我皇考法古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時修祀，著為常典。朕今此舉，亦惟體皇考之心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盡心贊輔，庶幾克臻其效。

　　他要求他的臣下能夠愛撫百姓，協助他使天下達於至治。永樂十三年春，天下大小衙門官員進京朝見，朱棣對他們說：

　　朕以眇躬，托于萬姓之上，所賴文武群臣翼贊以協於治。惟盡乃心，惟盡乃職，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惡致愆，天有顯道，極施無爽，尚惟之哉！

　　不久，朱棣便在午門之外張榜普告：「天下文武官，治兵者愛恤軍士，理民者愛恤百姓，敢有剝削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我們還要舉出朱棣命禮部發給中外諸司的一道公文，看他打算在哪些方面去推進他的致治之道。永樂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朱棣命行在（北京）禮部移文中外諸司：

　　一遵成憲，愛恤軍民，必崇實惠。且以農桑衣食之本，必及時勸課；學校育才之地，必加意勸勉；賦役必均平，科征必從實，祭祀必誠敬，刑獄必平恕，孝順節義必旌表，鰥寡孤獨必存恤，材德遺逸必薦舉，邊徼備禦必嚴固，倉庫出納毋侵欺。有官吏貪暴曠職者，監察禦史、按察司具實糾舉。

　　上文已經說過，朱棣為了奪取皇位，打起了維護祖訓、恢復舊制的旗號，為了宣傳上的需要，他一反建文之政，哪怕是有惠于民的德政，只要是出自建文君臣，也毫不顧惜地將其取消。但如今大位既得，勢必要努力安定天下，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採取措施，至於祖訓云云，對他來說並不像奪權時那麼重要了。他做的一切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有利於自己的統治。

　　朱棣一即位，立即把安撫軍民的事提到了日程。其時，各地臣民對朱棣的大規模殺戮還驚魂未定，朱棣急忙命兵部出榜曉諭軍民各安生業，他說：

　　今為眾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有複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為天下君，則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複有妄言惑眾，許諸人首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這是一道以高壓強行使百姓就範的命令，欲令百姓「安生樂業」，反以告訐、死刑相威脅，其時天下新定，一切尚未走上軌道，朱棣還脫不出軍事高壓的模式。他相繼向全國各地派出軍事將領，擔任「整肅兵備，安撫人民」的任務，如都指揮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蘇州衛，都督僉事趙清往鳳陽中都留守司，前軍左都督李增枝往荊州，江陰侯吳高往河南、陝西等等。但是，僅靠武力高壓的「撫安」是不夠的，朱棣也同時注意到民生的實際問題。因而，這時也派了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東、河北、陝西等布政司巡視民瘼，令其將「何弊當革，何利當興，速具奏來」。第二年（永樂元年），他又派監察禦史、給事中這些「朝廷耳目，侍從之臣」，分諸直隸府州縣及浙江等布政司撫安軍民，宣傳他的與民休息之意，並要求他們修理城池，剿捕草寇，同時約束他們非奉朝廷明文者，「一夫不許擅差，一毫不許擅科」，「有故違者具實奏聞，以法治之」。這些措施，還帶有為「靖難之役」善後的色彩，這對於安定民心、穩定社會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待社會秩序稍為安定之後，必須採取更為根本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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