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55)

五五

　　另外，朱棣也並不相信金丹、長壽等迷信。永樂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人進獻金丹及方書。朱棣說：「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他甚至並不企求長壽。一次，他與大臣論及此事，說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己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沒則無聞。顏子三十，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朱棣更重視的是修人事，他急於建立功業，垂名後世。然而，我們說朱棣急於垂名後世，不如說他更急於建立他當世的威名。朱棣以篡逆登位，為一切謹守封建禮法氣節者所不齒，事實上他也被政治反對派指為亂臣賊子。怎樣從亂臣賊子變為盛世名王，這是朱棣極費腦筋的事。他常常能夠自省，與這一背景有很大關係。

　　如前所述，朱棣並非絕對不相信天命，不相信災異祥瑞，不過是他較能夠警戒自省而已。永樂年間最大的天變莫過於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奉天殿等三殿之大火了。這一場大火，使修建多年始克成功的大殿毀於一旦，舉國震驚。朱棣連忙下詔罪己，徵求直言，隨後，又下了一道詔書，「凡有不便於民及諸不急之務，悉皆停止，用蘇困弊，仰答天心」。可以說朱棣對政務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而朱棣唯一不願提的事是遷都問題。三殿大火，群臣奉詔言事，言官多以遷都為非，以為上天示警者，蓋因擅改祖制遷都北京所致。朱棣震怒，命言官與大臣俱跪于午門外對辯。辯至將午，大臣們窺知朱棣並不以遷都為非便有恃無恐，直指言官「不知大計」而妄言。所幸戶部尚書夏原吉從中斡旋，言官才未獲罪。關於遷都的辨論也就不了了之。可以看出，對於天變，朱棣並不盲目地憂懼或喜悅，頗能按己意而取捨。他以天命為自己的後盾威嚇臣民卻絕不讓天命束縛自己的手腳。他是一位十分聰敏明辨的君主。

　　至於「保民如赤子」，朱棣又做得怎樣呢？

　　朱棣聲稱愛民、恤民，在這方面言論甚多。朱棣所設想的是一幅理想的圖畫。和諧、安寧、殷富、禮讓。的確，在永樂二十二年間，朱棣也做了大量安養生民的事。朱棣本人於政事極為勤奮。他每天「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事處理完畢，還要處理宮中之事，「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他說：「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聽之不厭也。」他曾令人將中外官員的姓名書寫在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以熟悉政情。如此勤政在明代帝王中是少見的。

　　同時，朱棣本人也是比較節儉的。他曾說：「內庫所貯，皆天財，待賞有功，雖朕不敢妄費。」永樂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畢，朱棣退朝坐在右順門，「所服裡衣袖敝垢，納而複出」。有侍臣稱讚他的賢德，他說：「朕雖日十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汗濯更進。」明人稱頌朱棣「愛惜下民，屢蠲租賦，猶嗜儉樸，不喜紛華」不為無據。

　　由於朱棣君臣的經營，永樂初年受戰爭破壞的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力量日漸增強。然而，眾所周知，朱棣好大喜功，永樂一朝不斷有所興作：征安南、下西洋、討蒙古、遷都北京，未一刻暫息。這與「毋殫其財，毋疲其力」的宣言真是大異其趣。朱棣曾說過：「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其養，雖休之不德。」以朱棣之所為，百姓征戰勞作不止，焉能不失其養，又焉能不怨。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切中永樂行政之弊：「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巨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其結果只能是「丁男疲力役，婦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永樂末年，民生情況已經十分不妙。暴發于山東的唐賽兒之亂，便是百姓對朱棣怨懟的真實反映。

　　其三，說到養士擇賢，聽言納諫。

　　朱棣即位後，標榜偃武修文，他遵重儒學，重視科舉，注意人才的培養。在朱棣身邊總是聚集著一批文士，明代的內閣制度也因而開始形成。

　　文獻中記載著許多朱棣愛惜、養育人才的故事。永樂二年，狀元曾棨等人受命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由進士文學優等者及善書者為之，是仕途中的重要階梯。後，朱棣又命侍讀學士解縉選才資英敏者就讀文淵閣，曾棨等二十八人入選。庶吉士周忱落選，他上言自諫少年願學，朱棣十分高興，增周忱共為二十九名。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張，光祿寺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每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朱棣常常至學館面試之。就學者五日一休沐，必使內臣隨行，並派給校尉騶從，可謂優禮之至了。後來其中的不少人樹有政績留名後世。永樂年間還開了舉人入監讀書之例。由於進士所取有限，不少舉人落第。朱棣命翰林院錄其優者，俾入學以俟後科並給予教諭之俸。也是養成人才之一途。

　　但並不是所有人才都能在永樂年間有所施展。即如後來聲名赫赫的學士楊榮、金幼孜、黃淮等也僅以五品秩入直文淵閣。說是參與密勿，其實也很難影響決策。

　　朱棣喜書畫，善書的沈度兄弟、善畫的王紱等都被他羅致在身邊。這些看似優遊尊貴的文人學士並不是都十分得意，一些人常有鳥入樊籠之感。如王紱詩有：

　　縱有好奇者，相看為玩弄。
　　孰知野鳥苦，只悅公子容。

　　這樣的句子，確道出了朱棣身邊的一些文人學士的心境。他們不過是供裝飾用的花瓶籠鳥而已。

　　朱棣標榜謙己納諫．但其剛愎自用，很少聽取別人的意見。軍國大事多由一人獨斷。即如發五十萬大軍出塞親征蒙古這樣的大事，也難得令臣下贊一辭。永樂八年北征，車駕次淩霄峰，朱棣問侍臣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胡廣以奉承之語回答道：「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這固然可以看出諸將態度不積極，但也可以看出朱棣與群臣的關係。史學家談遷在評論這次北征時說：「諸元侯銳士，徒知凜畏，謀議畜肭。」甯遠侯何福從征，僅以「數違節度」，畏罪自殺，「功冠交南」的英國公張輔，亟調從征，既不令抗鋒，也不令逐北，僅以之俾督運。「天子自將，不欲諸臣分其功也」。既如此，諸臣何敢諫言？

　　經過兩次北征，仍未達到朱棣預想的目的。永樂十九年，朱棣再次提出北征的問題，遭到了群臣的反對。兵部尚書方賓力言軍興費乏。戶部尚書夏原吉說：「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費迭作，內外俱疲。」朱棣大怒，方賓懼而自殺，夏原吉下獄，並籍其家。朱棣一意孤行，又連續發動了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北征。結果，無功而還。第五次北征，朱棣回到榆木川，大病不起，方歎「夏原吉愛我」，豈不晚矣！

　　最後，朱棣聲稱為治一本道德，明刑以弼教，他不斷申明禮制，旌表節婦孝子，又命儒生輯《孝順事實》、《為善陰騭》以頒賜天下。朱棣本人則裝得極為仁慈，甚至虛偽到把自己打扮成連小蟲子都不願傷害。永樂五年五月己巳這一天，朱棣來到靈穀寺，駐驊中庭：「有青蟲著上衣，以手拂置地，餘命中官取置樹間，曰：『此雖微物，皆有生理，毋輕傷之。』」而朱棣之所為，卻多有可議之處。其最為人所不齒者，殆為對建文諸臣的殺戮。

　　大凡開國君主，總有點流氓無賴氣。大概這正是他們能夠蔑視禮法、無所顧忌地橫衝直撞的一個原因吧？你看，楚漢相爭中，項羽要烹殺劉邦的父親，劉邦嬉皮笑臉地要「分我一杯羹」。起初，劉邦輕視儒生，有儒生拜見他，他竟奪過儒生的帽子往裡面撤尿。同樣，朱元璋在羽翼豐滿時，便指使人將他擁戴借重已久的小明王沉於江水。即位後專殺立威，對於可能對自己構成威脅的絕不留情。

　　朱棣身為藩王，帶兵奪位，也需要有向神聖禮法挑戰的精神。這個近乎開國之君的皇帝，也不免帶點流氓無賴氣。朱棣還有一個近在身邊的榜樣，正是其父朱元璋。胡適嘗說：「成祖生於明太祖起兵之後八年（1360年），眼見太祖的流氓手段，故他的行為最像他老子。」朱棣同他的老子一樣，不僅有流氓手段，也是個殘忍嗜殺的暴君。不論是政治上的反對派，還是宮中得罪他的柔弱女子，他都誅殺無異。從帶領「靖難」之師打入南京起，朱棣便開始了對政治反對派的殘酷鎮壓和屠殺。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宣佈：「朕賴天地宗社之靈，父皇母后之佑以有天下。凡更改父皇之成憲，濁亂天下之奸惡，悉就誅僇。其餘文武官仍用無疑。升賞斥罰，從至公而已……今敢有妄分彼此，懷疑怨謗，不安職事者，事發族滅。」朱棣對政治反對派的鎮壓，不僅是殘酷的，也是空前野蠻的、卑鄙的。起初，他所公佈的「奸黨」名單，不過「左班文臣」齊泰、黃子澄等二十九人，而實際被迫害、遭殺戮的人數字難於統計。如前面的引文所顯示，他的殺戮是伴隨著政治宣傳的，無非是使自己做皇帝合法化。處處標榜自己是嫡出，標榜自己維護、遵守太祖朱元璋的成憲。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