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54)

五四

　　4．養士擇賢聽諫納言

　　君主以一人臨天下萬民，雖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親。君主之能在於用人。因此，養育人才、選拔人才便成了歷代有為君主、政治家重視的問題。朱棣說：

　　致治之要，以育才為先……苟不養士而欲得賢，是猶不耕耨而欲望秋獲，不雕鑿而欲望成器。故養士得才，以建學立師為急務也。

　　任人之道當擇賢才，擇之審則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當，不以私昵而妨賢，不以非賢而曠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眾之才。知其果賢矣，聽之勿疑，則可以養其忠亮。授之以事，則可以責其成功。夫賢才在位，則不賢者遠，官皆稱職，而庶事咸康。

　　這裡，朱棣提出了幾項主張：1．致治須資賢才，賢才須養之而成，故育才須從建學立師為急務。2．任人當擇賢才，擇賢才當取之至公而用之至當。3．用人果賢，聽之勿疑，官皆稱職，庶事咸康。

　　但是還應該補充一條，即君主要使士為己用，必須待之以禮，否則將不會得士。朱棣說：「人君之於臣下，必遇之以禮，待之以誠，不如是則不足以得賢者之心。夫君不獨治，必資於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謂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觀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禮，則天下之士鼓奮而相從。待下無禮，則天下之士納履而遠去。」

　　在中國古代，士是一個獨立的階層，它可以為君所用，也可以不為君所用，關鍵要看君所實行的是什麼政策。即以明初言之，其時文人多有不出仕者。清人趙翼說：「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樂仕進。」因而朱元璋竟然規定了「不為君用」的法律。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人拒絕與明廷合作。有鑑於此，歷代開明的統治者和政治家，便提出了禮臣下的觀念。禮臣下並不是朱棣的發明。

　　在君主制社會中，雖然君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但大多數政務卻有賴於臣僚去完成。君與臣是一對矛盾，不僅在權力分享上，也在治國方略之異同上，他們常會發生衝突。是出於公心還是滿足私欲，是立足於長治久安還是只顧眼前安樂，往往是他們衝突的焦點。作為君主，如何對待臣下的意見，作為臣僚，如何「輔佐」君主，是又一個為歷代政治家注重的問題。按照中國的傳統，納諫、聽言是君主為人們所稱許的美德。不畏威暴，敢於諫諍，則是臣僚應盡之責。在《聖學心法》中朱棣說：

　　人君日理萬機，事難獨斷，必納言以廣其聰明，從善以增其不及。虛心而聽，不惡切直之言。寬大有容，以盡謇諤之諫。苟不謙己和顏，以接群言，則臣下雖有直言，不敢進矣。故聽言者國之大福也。眾言日聞則下無蔽匿之情，中無隱伏之禍，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納言之要，在於虛心約己，倘有自用，必不得言。另外，人君居高臨下，若不和顏下士，則人亦有言而不敢進。但君主之納言，目的仍在消除禍患，長治久安。

　　那麼，何者可親，何之可斥？何言可納，何言可拒？朱棣提出了公正的原則：

　　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偽，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處心公正，表裡如一，小人則用情私邪，險陂傾側，當審其邪正，慎其用舍……然自古忠邪難辨，惟明君則能識之。

　　他批評了那些「庸主」、「昏主」之所為，必然終至敗亡：

　　若夫庸主則不然，好諛而喜佞，拒諫而飾非，恣其志之所為，極其心之所欲。享重祿者，固榮而保位，居下僚者，懼罪而畏誅。緘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敗亡，可勝惜也！

　　惟昏主則不然，以聚斂者為足以稱其欲，巧佞者為足以悅其心。膠固而不移，糾結而不釋。如是則忠正者不得入，小人進而君子退，欲國不危，豈可得也？

　　納諫親賢說在中國是有傳統的。

　　朱棣以明君自許，他要繼承和發揚這個傳統。

　　我們可以看出，朱棣的治國理想是以儒家學說為主體，摒棄了「申韓刑名術數」，全面繼承了中國傳統政治學說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其核心，不僅承認天命，鼓吹天人感應，而且重視人。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惡為取捨。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主舉賢納諫，人臣禮樂和諧。整個社會應是一個以道德、禮教相約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社會。可以說朱棣的治國理想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五、賢君？暴君？

　　先說敬天法祖吧。朱棣本為藩王，乃朱元璋的第四子，並不具備繼承皇位的資格。事實上，他的父親確也按照「天命」將他的長兄朱標立為太子。懿文太子死後，又立其子朱允炆為皇太孫。如果朱棣安於天命、遵奉祖訓、謹守禮法，便不會導演出靖難那一幕戲劇了。然而他無法抵制皇位的強大誘惑力，由於他鎮守邊塞、節制諸軍而養成的實力更增強了他的信心。他終於突破天命和禮法，要自己去改變既降的命運了。

　　經過三年多的征戰，朱棣取得了勝利。將入南京金川門時，編修楊榮攔馬問道：「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遂先謁孝陵然後再入城即皇帝位。從這些事都可以看出朱棣既不相信天命，也不敬祖宗。他的謁陵不過是做個樣子給天下臣民看的。敬天、法祖都不過是駕馭天下的工具而已。因此，清代史學家谷應泰說：「至若司馬之心久暴于路人，齊鸞之謀早形於諮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勸進者。欺天乎？吾誰欺也！」

　　然而，朱棣又非宣稱自己是上承天命不可，不如此，則不足以制天下。我們不妨再回過頭來看看朱棣精心炮製的即位詔：

　　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順天應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而不獲，乃俯徇輿情，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朱棣不一定真的相信天命，但以當時人的認識水平，對於能以一隅之兵在短短三年之內便贏得天下的原因無法說清楚，他們完全有理由懷疑上天眷佑朱棣，朱棣本人也難免產生這樣的幻覺。當然，朱棣更希望天下臣民都相信自己的得位是由於天命，他不能超出歷代以武力、智術奪得天下的君主的思維模式，要借天命來宣傳自己上臺的合理性。

　　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子來進一步瞭解朱棣的天人觀。比如朱棣雖然宣傳天人感應，但是他對「祥瑞」等迷信卻是不盡相信的。永樂二年七月庚申，山東臨清縣奏野蠶成繭，且進獻野蠶絲二十六斤。這被人們看做是上天所降之祥瑞，是皇帝有德所致。禮部尚書李至剛請率百官朝賀。朱棣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為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生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可為朕賀矣。」乃止。朱棣的期望很高，以福被天下為念，其頭腦還是清醒的。其他，如臣下奏獻瑞麥，朱棣斥為「諛佞」，臣下奏賀柏樹生花，朱棣斥為「世所常有」，「何益于用，何利於民」，民獻嘉禾朱棣稱「但得四序協和，四海康乂，黎民衣食給足，即是國家之福。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為」等等，都表現出朱棣對於「祥瑞」的態度。

　　下面一段話很有代表性，不妨錄之如下：

　　永樂七年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禮部尚書「請率群臣上表賀」。上曰：「……今蘇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于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群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于賀嘉禾，謂禎祥聖德所致。夫災異非朕所致乎？

　　朱棣能很清楚地看到四方的災害，不忘以生民為念，特別他不欲聞祥瑞之賀，而把災異與自己的行政相聯繫，又從而對自己有所警戒，對群臣有所訓諭，這是很難能可貴的。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在朱棣的拒絕之下，群臣仍喋喋不休地以祥瑞為言，固然群臣為討好朱棣，但君權神授是封建社會的固有觀念，是君主政權的合理性的重要說辭，從根本上說，朱棣是樂於聽到這類讚頌的。朱棣說災異也是「朕所致」，實際上也是從反面承認了祥瑞也是「朕所致」，從而肯定了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的觀念。只要這個思維模式不改變，關於祥瑞的祝賀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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