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53)

五三

　　明智的統治者明白，民眾是國家根本，是政權的支柱，是財富的來源。使其飽暖，緩其徭役，保民愛民，即所謂施仁政，是鞏固統治所必須的。從朱棣所引述的歷代言論看，所謂仁政還包含著以下幾層意思：

　　（一）施仁政則得人心，得人心則得天下。

　　《聖學心法》引《書》禹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引《大戴禮記》曾子曰：「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

　　（二）剝削榨取留有餘地，則民樂而從之。

　　《聖學心法》引《禮記》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說的是田獵猶須留有餘地，切不可竭澤而漁。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制取天下的妙術：「人者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何為不忍？何為仁政？《荀子》有更具體的解釋：「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開創了唐代貞觀之治的唐太宗，對於過分的剝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說：「為君之道，必須先有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死。」給百姓留有餘地的唯一目的是整個社會秩序：「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不為盜。」

　　（三）歷代君主自命為天下的主宰，總是以救世主自居。因而負有安養百姓的責任。這可以說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點傳統。在原始的無階級社會中，有賢能者被推為首領。他們擔負著部落的生產、生活的管理責任。由於他們的勞績，氏族部落的生產、生活得以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被後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這類人物。後世君主以聖人自命，動輒稱「法先王」，實是以最優秀的社會生活的組織管理者相標榜。

　　饑民之所饑，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組織管理國家和百姓的生產活動。如果沒有有效的生產活動，不僅民之饑、民之寒無法解決，一個國家也難以維持其存在。因此，君主不僅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也是國家生產、社會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組織者。他們不僅有權取財於民，也有義務使百姓衣食飽暖，維持社會再生產，從而使整個國家得以運轉。

　　朱棣曾說：

　　經國家者，以財用為本，然生財必有其道。財有餘則用不乏。所謂生財有道者，非必取之於民也。愛養生息，使民之力有餘，品節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財用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朱棣所說的是取財有道，不能過分掊克，以致傷民之心。然而財自何來，只有一途，那便是發展生產。因而，歷代統治者無不把農業水利工商置於要務，不如此，則無以立國。

　　永樂二十二年間，明朝政府為國計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發展軍屯、治理水患、蠲免賦稅、賑擠災民等等，都幾乎一刻也沒有停止。

　　（3）制禮作樂明刑弼教

　　禮、樂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發揮禮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於制禮作樂。朱棣在《聖學心法》序中說：

　　夫禮者治國之紀也；樂者，人情之統也。是故，先王制禮所以序上下也，作樂所以和民俗也。非禮則無以立也，非樂則無以節也。教民以敬，莫善於禮，教民以和莫善於樂。

　　禮戴著公正的面貌，維護著不平等的秩序。不用武力，不借刑罰，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確是個極妙的方法。樂，其實有著兩重作用。其一，樂包含著禮的成分。不同的階級、階層，所用之樂是不同的。不同的階級、階層，應該安於禮制的規定，享用本等級的音樂。其二，樂的精神是和諧，它與紛爭、紊亂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歸於安寧溫良。

　　然而，禮樂的約束力畢竟是有限的，因而僅憑禮樂是不夠的。如果人臣不安于禮樂制度的約束，他們可能隨時衝破行為規範，打亂現存秩序。為使人臣安于現行制度之內，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朱棣在《聖學心法》序中說：

　　道德仁義，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為郛廓，以仁義為干櫓，納民于道德，不動聲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禦也。

　　這裡所說的道德仁義，已經不完全是一種道德觀念了。它包含的主要意思，應該理解為自上而下地自覺地維護現存秩序，安于現存秩序。只要教化普及，天下臣民就會「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禦」，為人君者則會安然穩坐其位。

　　在《聖學心法》中，還有所謂別內外、正名分，也應與禮教、德化作同等觀。關於正名分，朱棣說：

　　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賤陵貴，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禮義立。孔子論為政，必先于正名，春秋紀王法，必嚴於謹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則君臣正，父子親，夫婦別，長幼順。上以統下，大以維小，卑以承尊，賤以事貴，則朝廷之義明而禍亂之源塞矣。

　　《聖學心法》本是專門為皇帝用的教科書，卻於「君道」之外還列述了「父道」、「子道」、「臣道」，其目的都是要將整個社會納入所謂禮教德化的規範之中。

　　然而，只有道德禮義仍不足以治國。對於那些膽敢逾禮制、違背道德破壞現存秩序的，則要約以法律，施以刑罰。這被朱棣稱做「明刑以弼教」。他說：

　　刑者聖人制之以防奸惡也，使民見刑而違罪，遷善而改過。是故，刑雖主殺，而實有生生之道焉。何也？蓋禁奸革暴，存乎至愛，本乎至仁。制之以禮，而施之以義，始也明刑以弼教，終也刑期于無刑。

　　既然刑不過是用以弼教，所以它不是主要的治國手段，因而用刑法要有節制，以之起到威懾作用，從而使人不敢犯法，終至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他眼見歷代暴君喪身亡國的教訓，諄諄以慎刑告誡子孫，切不可過於苛暴：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慘酷，倚苛暴之吏，執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愛惻怛之意？殺人越多而奸愈作，獄愈煩而天下愈亂。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國滅，子孫無遺類。是皆可為明戒。

　　歷代統治者總喜歡把自己妝扮成仁義賢明的君主。其用武，曰為止戈，曰解人於倒懸，拯人於水火，其殺人曰有「生生之道」。即使淫刑濫殺，也絕不承認苛暴。然歷史事實教訓了他們，濫施刑罰會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從而失掉寶座。中國歷代主張行仁政的政治家，對此是一脈相承的。

　　統治者的反省反思，以至於其節制刑罰，從根本上說，並不是因為他們對百姓有多深的感情，他們的出發點在於維護其寶座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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