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51)

五一

　　明朝建立以後，恢復了科舉制度，但朱元璋用人，並不完全通過科舉。洪武十八年以後，科舉才成為定制。朱棣重視科舉，自永樂元年起每三年一次鄉試、會試，從未間斷。為了延攬、養育人才，朱棣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會試下第的舉人中，挑選優秀者進入國子監學習，享受教諭的俸祿，以等後科再試。他還命從翰林院庶吉士中，選才學英敏者就學于文淵閣，供給紙筆、膳食、燈火費，並提供住房。明代選拔人才科舉逐漸重於薦舉。但永樂還不太拘于資格，楊士奇未經過科舉，陳濟是平民百姓，都被朱棣任命為遍修《太祖實錄》的總裁官。科舉制度在永樂一朝進一步完善，為以後歷代所因循，影響深遠。

　　3.《永樂大典》等圖書的編纂

　　在朱棣身邊，常常圍繞著一批批文人學士。在他的提倡下，文壇上一時歌舞昇平，台閣體詩、文、書法、繪畫大行其道。

　　朱棣稱儒學為「國家致治首事，不可視為迂緩不切之務」，稱「孔子代天立教，故萬世帝王敬事之」。他聚眾修書，除《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外，還有《孝順事實》、《為善陰騭》等。他下令購求天下圖書，說：「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他還將儒臣所篡修的《周易大義》、《尚書直指》、《春秋直指》等「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覽」。他常聽文學侍臣為之講解經典。他要求「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他認為「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因而，「講說之際，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士人之家稍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卻乎」，「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須與之，庶奇書可得」。朱棣絕不是個書呆子。

　　永樂文治堪稱盛事的莫過於《永樂大典》的修纂了。朱棣好大喜功，做事追求最大，追求建功傳世。永樂元年七月，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命侍讀學士解縉勁采天下圖書編為一書：

　　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蔔、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就是說，要將天下圖書全部網羅一盡。第二年，圖書編成，朱棣賜名為《文獻大成》。但朱棣翻檢之後，還認為「尚多未備」，於是，再命姚廣孝主持重修。這次重修與永樂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書共22877卷，裝成11095冊，約3.7億字。朱棣賜名為《永樂大典》。全書以《洪武正韻》分類編目，以韻目分列單字，按單字依次從各種書輯入與此字相關聯的內容，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是永樂文治的重要標誌，也是明代的一項重要文化成就。《永樂大典》原書初藏于南京文淵閣，後移至北京，嘉靖、隆慶間曾摩錄副本一部。《永樂大典》正本毀於明亡之時，副本到清乾隆年間只存九千多冊，其後又有不少被儒臣們私自拿走。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燒的燒，搶的搶，至今全世界僅存數百冊。

　　《永樂大典》的價值在於它不加刪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以前的文化典籍。清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從中輯出已經失傳的書五百多種。其後清代學者從中也多有所獲。但是，清修《四庫全書》雖然部頭很大，許多書都按照統治者的意志進行了刪改，而且，在修書的同時對不合清朝意願的圖書嚴厲禁毀，被禁毀的圖書幾乎與收入《四庫》的一樣多。所以，一直被歌頌的乾隆修書不啻一場文化浩劫！

　　《永樂大典》的編纂，動用了三千多人，歷時三年之久，可謂盛事。但其時正是對建文帝忠臣殺戮追剿之時。殺戮與籠絡是相互為用的。明人將修《永樂大典》與宋朝修《太平御覽》相比，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中有這樣一段話：

　　陸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國所得裸將之士最多，無地以處之，於是設六館修三大部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部者，《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修《廣記》五百卷。永樂靖難後，修《永樂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詔諸儒編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藥普救》，總賜名曰《大平御覽》。若《冊府元龜》一千卷，乃真宗編也。文裕所考或未確乎？至靖難之舉，不平之氣遍於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銷壘塊，此實系當日本意也。

　　朱棣刻意維護儒學正統，斥逐一切謗先賢、毀正道的言論和行為。永樂二年，饒州府一位讀書人朱季友，向朱棣獻上了自己的著作，據說其中「專斥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朱棣讀罷大怒，說：「此儒之賊也。」侍從之臣紛紛給朱棣出主意如何處置這位迂夫子。朱棣說：「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中國有笞辱示眾抄家焚書的傳統，於是，他下令將朱季友押回饒州，「會布政司、府、州、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論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箸書會眾焚之」，「仍不准稱儒教學」。可見，當時讀書人是不准獨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樂中所修的《太祖實錄》。

　　朱棣七月即位，十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以侍讀學士解縉為總裁重修《太祖實錄》，為自己「繼統」製造合法依據。他對建文朝由方孝孺做總裁編修的《太祖實錄》很不滿意。按察僉事葉砥因建文時與修實錄，「書靖難事多微詞」，朱棣將其下獄，並「籍其家」。知府葉惠仲等也因曾與修實錄「指斥靖難君臣為逆黨，論死籍沒」。但朱棣對重修的實錄仍然不滿。總裁解縉後亦借他事下獄，終於死在獄中。永樂九年至十六年，朱棣命學士胡廣、祭酒胡儼、學士黃淮、楊榮等為總裁三修《太祖實錄》。朱棣至此才說：「庶幾小副朕心。」《太祖實錄》一再重修，無非是為朱棣的篡權做掩飾，使「繼統」合法化。在三修《太祖實錄》中，朱棣屢稱自己是「皇考高皇帝，皇妣高皇后嫡子」，多次暗示朱元璋關於傳位的事曾屬意于朱棣。這種有意做偽，不僅使實錄不實——明人王世貞說：「讀累朝實錄，可據者十六七。」更惡劣的是不准人講真話，甚至史官也只能屈從于皇帝的喜怒。

　　同時，朱棣對有關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毀，於己不利者，雖片紙不留。甚至民間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再加上黨禁嚴迫，人人自危，「凡系諸臣手跡，即零星片劄，悉投火中，惟恐告訐搜捕踵之，故其事十無一存」。「焦園蠶室，盡付劫灰，頭白汗青，杳如昔夢」。給後世治史者造成了極大困難。

　　朱棣的文化專制政策影響深遠。兩百年後，行人高攀龍說：朱元璋令學者「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朱棣「益章而大之」，「迄今二百餘年以來，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稟於是」。暴力統治加思想牢籠，知識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別無出路。

　　§四、標榜儒家政治理想

　　《聖學心法》成書於永樂七年（1409年）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書。其時，朱棣即將巡視北京，隨向翰林學士胡廣等出示一書，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漢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秦漢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韓刑名術數，皆非正道。朕間因閒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胡廣等「遍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朱棣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這便是《聖學心法》的編纂緣起和它的大致內容。

　　在歷代帝王中，朱棣最稱許唐太宗，稱其事功而追慕之。他曾說：「若唐文皇帝，倡義靖難，定天下於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極。其思患也，不可謂不周，其慮後也，不可謂不遠，作《帝範》十二篇以訓其子，曰飭躬闡政之道在其中。詳其所言，雖未底於精一執中之蘊，要皆切實著明，使其子孫能守之亦可保為治，終無閨門藩鎮之禍。」因此，也可以說《聖學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範》之作。

　　關於成書的原因朱棣還說：「朕常欲立言以訓子孫，顧所聞者不越乎六經聖賢之道，舍是則無以為教，尚何舍哉！故於幾務之隙，采古聖賢嘉言，編為是書。」因而，該書可以說是歷代「聖賢」治國方略語錄之大成。然而，雖然此書是採集古人言論而成，但表述的卻是朱棣的政治觀念，特別是卷首洋洋六千餘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朱棣說：「不觀吾言則無以觀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則不能窺聖賢之閫奧。非欲其法於吾言，實欲其取法于聖賢之言也。」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從《聖學心法》看，朱棣所標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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