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50)

五〇

　　而朱棣竟要求岷王楩凡事與命將計議而行，其地位不是一落千丈了嗎？建文四年九月戊申，朱棣對各王府官軍進行了一次沒有先例的賞賜。「賞分三等」，「第一等比奇功，第二、第三比頭功例，第四等比次功例，不升官者加賞鈔十錠，典膳仍在本職，食俸同正六品，賞准次功百戶例，舍人准次功總旗例，凡五百八十七人，賞鈔有差」。《皇明祖訓》規定，「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王府護衛是親王控制的軍隊。朱棣通過這一賞賜，至少是擴大了皇帝對王府官軍的影響，削弱了藩王的控制力。十月，朱棣令晉王濟熺在其護衛內撥馬步官軍四千隨高平王、平陽王于平陽衛府暫居，「分原給本府符驗二道與之」。

　　這就是在變相地縮小王府護衛的編制了。至於與甯王的「中分天下之約」，更是早已拋到腦後。朱棣做了皇帝後，絕不提此事。甯王朱權找到朱棣要求改封到江南。他提出蘇州，朱棣以「畿內」為由不予批准，頗有榻下豈容他人安睡的味道。朱權提出錢塘，朱棣說：「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無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依然不同意。朱棣擺出建甯、重慶、荊州、東昌幾處，說：「皆善地，惟弟擇焉。」最後，朱權于永樂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此事就算了結。朱棣是玩弄權力的高手，他憑藉手中實力，將眾親王任意置於股掌之中。此後，藩王的權力、地位進一步削弱，仁、宣之後，諸王甚至有出城之禁。二王亦不得相見。親王便成了徒糜祿餉的寄生蟲。

　　永樂即位之初，面臨著缺官的局面。不久，由於「悉復舊制」，被黜官吏只要「以奏牘付科」，即可以複職，再加上湧現出一大批靖難新貴，官僚隊伍迅速膨脹起來。到永樂二年六月，「中外官數」竟「比舊額增數倍」，迫使朝廷不得不給予注意。由此不難看出建文省官吏、並州縣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永樂刻舟求劍的復舊政策所帶來的問題。

　　朱棣的復舊，甚至偏頗而極端。以田賦而論，建文中革去江南蘇松重賦，解除蘇松人不得做戶部官的禁令，本是一件有惠於民的好事。但這一政令也在復舊的名義下被朱棣取消了。據說，朱棣對要求降低江浙地區官田重賦的官員十分痛恨，蘇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檻車徵至京而死。永樂中，農民實際交納的賦稅要遠遠超過定額。特別是在遷都之後，農民要負擔龐大的運輸費、手續費等等。因此，論者曰：「太宗即位，盡革建文之政，民力不堪，明制徵及分者，官得遷轉，又數赦免。然歲積逋糧，至宣德末，蘇州一郡已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吳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賦至七百九十餘萬。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中雖名減賦，實則同洪武之舊。」甚至連建文年間僧道每人限田五畝，其餘均給農民的規定也被廢除。朱棣的復舊，並不問其是否有利於國計民生，但是建文所出一律推翻，有些感情用事。

　　朱棣絕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守成之君。任何祖宗成法都不能束縛他的手腳。他宣稱「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斷」而實際上濫施殘刑酷法，任意殺人，毫無章法。至於南征安南，親征蒙古，遷都北京，派鄭和下西洋，又有哪一件有祖訓可援？朱棣的許多做為都與祖訓不合，甚至與自己在《聖學心法》中的說教相左。朱棣率領靖難之師進入南京時，要不是楊榮攔馬提醒，幾乎忘了應該先去拜謁朱元璋的陵墓。他所宣稱的尊崇祖制，率由舊章云云，與他的先謁孝陵後登寶座一樣，是做樣子給人看的。

　　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們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樣將截然不同的說與做集於一身，如何使這種雙重人格在他身上得到平衡。

　　永樂四年閏七月己巳，朱棣召見北京儒士武周文，勞諭甚至，特命為翰林侍講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第二天，武周文入謝，朱棣便因其老而令致仕。這樣一個普通的老年儒士，為什麼會受到朱棣的如此優禮？朱棣對翰林侍讀胡廣等說：「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原來這位武周文是朱棣在《易》學上的知音，但似乎不如朱棣對《易》理解得深。朱棣說：

　　蓋《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

　　又說：

　　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看來，朱棣深得《易》經「變通」的要領。他從「隨時從道」引申出左右逢源的權術，凡事取其適於自己者曰「從道」，去其不適於自己者亦曰「從道」；以「內君子，外小人」作為自己行為辯解的理論，君子之所為者行之，小人之所為則以「外小人，內君子」為說詞。他既是小人，又是君子，隨時變通，為我所用。

　　§三、煌煌文治

　　朱棣發動靖難之役率兵南下時，他的主要謀士僧道衍要求朱棣在功成之日要保留讀書種子，就是預見了時勢將要發生這種變化。

　　朱棣做了皇帝後，立刻適應了這種變化。他知道，人民絕不歡迎一個暴虐好殺的皇帝。永樂元年朱棣對他的群臣說：

　　為治之道，在寬猛適中，禮樂刑政有其序……朕皇考……撥亂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權一時之宜。及立為典常，既有定律頒之天下，複為祖訓垂憲子孫，而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朕以菲德繼承大統，仰思聖謨，夙夜祗服，惟欲舉賢材，興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為治……以上不負皇考創業之艱，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幾焉。

　　又有一次，通政使趙彝等引奏一個山東男子，進獻陣圖。這本來是要迎合朱棣，獻媚取寵的。不料遭到了朱棣的批評。他說：

　　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數年，每親當矢石，見死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複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為表示自己是一個偃武修文的明君，朱棣大肆張揚其事。他倡導儒學，優禮孔裔，不斷聚集文士編纂圖書，在他身邊總是簇擁著一批文人學士。朱棣本身似乎也真的溫文儒雅了起來。永樂朝的御用文人楊士奇稱頌說：「太宗皇帝禦天下，慨然欲作新人，興起斯文。」朱棣將首先降附且長於文學的解縉、胡廣、黃淮、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人羅置內閣。這些人「既榮稱於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亦皆「與被其榮」。然而，他們是以參贊機密、參與決策的名義進入內閣的。

　　1．文官制度趨於完善

　　正是這些人進入了內閣，肇始著明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轉變。洪武廢除丞相之後，由皇帝直接統轄六部，在行政管理上卻了一個環節。朱元璋曾一度設立四輔官。四輔官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後，但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不久罷設。後來，又仿宋制設立殿閣大學士，正五品，不過「侍左右，備顧問」，幫助皇帝處理公務而已。當時幫助詳看奏章的是翰林官和春坊官，他們可以「兼司平駁」。解縉、胡廣、楊榮等七人入直文淵閣，是在朱棣即位的當年九月。以文學侍從之官，進入決策行列，說明文官制度趨於完善，這是文治的重要標誌，也是國家成熟的標誌。但這時入閣的都是編修、檢討、講讀之類的官員，品秩不高，沒有部屬，也不專管什麼部門，各部門奏事也不得相關白。但隨著形勢的變化，內閣的地位越來越高，超越六部，成為決策的中樞，對後世政治制度影響甚大。

　2.延攬人才，重視學校科舉

　　明朝自洪武以來，國學及府州縣學在全國普遍建立。朱棣繼承其事，重視學校教育。永樂四年三月初一，朱棣親自到太學祭祀孔子。在他親撰的碑文中說：「朕惟帝王之興，必首舉學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他強調尊禮孔子，是因為孔子之道「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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