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49)

四九

　　這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靖難之役，便會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朱棣發動靖難之役須要提出足以號召的政治口號，而這口號正是「恢復祖宗舊制」。他指責「朝中奸臣」變亂祖宗成法，聲稱「靖難」、「清君側」正是以維護祖制為理論依據的。

　　第二，朱棣要推翻建文君臣，須要尋求依靠不滿於建文新政的勢力，而這正是諸親王和眾武將。

　　將這兩點歸納起來便知，靖難之役是以朱棣和親王軍人集團為一方，他們極力維護祖制；以朱允炆和文臣集團為一方，他們要推行新政。

　　所以，可以說，建文與永樂之間的鬥爭，是革新與守舊之間的鬥爭，是爭取實行開明政治的皇帝文人集團與保守的親王軍人集團之間的鬥爭。一方要保持和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對改制，另一方則希望較多地參與政權，變更舊制，推行新政。這就是這場鬥爭的實質。

　　建文新政是一部「未完成交響曲」。由於戎馬倥傯，時間短促，以及新政缺乏全面的、更有力的措施，這些天真的政治家沒有贏得更廣泛的社會力量的支持。一個靠左班文人支持的「仁柔」皇帝，在強大的親王軍人集團面前很快就被打垮了。

　　這一結論完全可以用靖難之役前後的歷史事實來證明。建文新政已如上所言。「復舊」的口號也明白地寫在朱棣給朝廷的上書和他起兵的檄文中。地位受到威脅的軍人們聚集在「恢復舊制」和「誅左班文臣」的旗幟下，公開叛附燕王或徘徊觀望，成為朱棣所依靠的中堅力量。《罪惟錄》記載：

　　燕王初作難，苦無以為名，托雲清君側，不足以勇士怒，及兩勝後，凡從耿（炳文）、李（景隆）北征陣亡士卒，讓皇（建文帝）有詔；「這孩兒每不肯用心廝殺，以致敗衊，子孫勾補入。」茹■以勸太宗（朱棣），借此示恩，曰：「自古死王事，未聞反以蒙罰，諭俱複其父職，死亦免其徭。」

　　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了軍人們不肯用心廝殺的原因，這裡更可以看出朱棣等人是在用心爭取這股勢力。史籍記載「諸大將」又「多懷貳心，以故成祖至江上，不戰而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卒至失國。明人朱鷺說：朱元璋「專意右武」，因而「左班不得望幸澤，而亦無長短可效，不過定制度、修誥章，競奉上旨而已。及至建文皇帝，注思講學，恬武競文，縉紳親而介胄疏。於是，翰院有錫諡，尚書登一品，四稔之間，氣若移焉。而文臣莫不湧躍致身，趨死如歸。其凜凜箸亢節者，無慮彌百數，蓋振古一創見。而武臣率懷攜貳，叛附接踵，其臨陣生心，甘心虜縛者，多至千人，皆身為將帥都督指揮者也」。他感歎道，「兩朝相及，曾不甚遼，一何文武離合之異也」！

　　燕軍進入南京，迎降的文臣不過「凡百若而人」。除大批人死難外，在任而「遁去者，達四百六十三人」。地方官，僅北平所屬郡縣，「望風而解組者」就有「二百九十有一人」之多。他們拒絕與朱棣合作。許多人慷慨就戮，在極端野蠻的酷刑下毫無懼色，方孝孺甚至置殺十族的威脅而不顧。為什麼呢？用就義者自己的話說，是「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除了要盡那點君臣節義外，主要的就是他們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張。他們寧肯為建文新政殉身，也不願再回到洪武式的暴政之下去。在朱元璋的暴政之下，「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帝則「專一煦以陽春」。朱鷺在《過金陵吊方正學諸臣》詩中說：「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盡將赤族報君王。」多少道出了他們懷念陽春，甘為建文新政殉身的心情。「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他們還企圖以自己的死，喚起執政者對百姓的同情。

　　靖難前後文武陣營的劃分是很清楚的。

　　至於親王，燕師南下谷王朱橞打開南京川門迎降自不待言，甯王朱權則是朱棣的直接合作者，雖然說是受了脅迫，但甯王的兵力畢竟全部加入了靖難軍中，而且他們雙方更有「事成當中分天下」之約。親王們為自身利益投靠朱棣的事實更是無可辯駁。如此，怎麼能說不存在親王軍人集團呢？

　　§二、絕不安于守成

　　朱棣雖非開國之主，但也算不得守成之君。他以藩王入承大統，不僅僅靠了自己的優越血統，而且憑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謀略。他的經歷造就了他具有開國君主的氣質。歷史註定，他是朱元璋事業的繼承者，又是一個不安於現狀的開拓者。

　　朱棣即位，不必事事從頭做起。朱元璋已經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它仍然會在朱明皇朝的旗幟下繼續運轉起來。同時，朱棣是以「恢復祖宗舊制」為號召而起兵的，他指責朝中奸臣變亂成法，破壞祖制，聲稱自己起兵是為了「誅奸惡、保社稷、救患難、全骨肉」。因此，朱棣上臺伊始便一反建文新政，以「復舊」相標榜。為了政治需要，朱棣有必要把自己用朱元璋正統繼承人和祖制維護者這一假面具隱蔽起來。朱元璋的旗幟舉得越高，恢復祖制的調子唱得越響，便對自己的統治越有利。但這與他不安於現狀的開拓氣質很難相容。他的言行動輒突破成法。這就使他陷於近似於二重人格的矛盾之中。

　　我們先看看朱棣的自我表白：「我皇考肇基鴻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因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複其舊」。他反復說「悉遵皇考成憲，不敢一毫自用」，「遵承舊制，一不敢忽」，「人君守成法以出聖治，人臣守成法以輔治」。永樂七年二月，朱棣采輯「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為一書，名為《聖學心法》。朱棣親為之序。序言較系統地表述了他的統治思想，其一就是講守成之君，不得更改祖制。他說：「夫創業垂統之君，經歷艱難，其慮事也周，其制法也詳，其立言也廣大悉備，用之萬世而無弊，有聰明睿哲之資，遵而行之，則大業永固而四海攸寧矣，災害不生而五福攸萃……蓋創業實難而守成不易……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之洪基，仰惟肇造艱難，惕焉省懼，明昭有訓，是儀是式。夫作之於前，則必有纘述於後。不有以繼之，則無以承籍于悠久。」又說：「祖宗立法，所以為後世也，當敬之守之，不可以忽。」其意自己是「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的後王，是朱元璋可靠的繼承人，是其所「制法」所「立言」的遵行者、維護者，因而也就是歷代賢君聖主的後繼者。這在下文還要做詳盡的分析。

　　我們再來看看他的行動，也不妨將其與建文新政相對照。

　　針對建文新政，朱棣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他下令五府六部，凡建文中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下令恢復刑部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恢復各宮殿的舊名，如正身殿仍為謹身殿，端門仍為午門等，他甚至革除建文年號，將建文四年稱為洪武三十五年，連永樂年間新印製的寶鈔，也仍稱洪武年號。這些空洞的政令和無關痛癢的名義，盡可以復舊，但一碰到要害處，就另當別論了。

　　削藩是建文君臣推行的一件大事。它雖算不得多麼有利於民生的德政，卻與祖制大相背。朱棣既聲稱復舊，自然不能不涉及宗藩問題。建文四年七月至永樂元年之間，被建文帝廢黜幽系的諸王一律恢復了王位。他們紛紛入京朝見朱棣。朱棣格外優禮，動輒大君賞賜，等等。

　　其實，這樣做，不僅可以收尊崇祖訓、篤親親之義的宣傳之效，也可以攏絡人心，鞏固其地位。朱棣之靖難既聯合親王、軍人組成集團，此時皇位既得，也不妨分享勝利之果。

　　然而，在朱棣看來問題的要害在於皇位與權力。當建文帝要打破祖宗成法而觸犯他的權位時，他就打起維護祖制的旗子；而當他做了皇帝，墨守藩封成法對他就不利了。他比建文帝更清楚強大的藩王對皇帝的威脅，也更善於削除這種威脅。在笑臉下面，他悄悄開始了削弱和控制諸王的行動。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癸卯，朱棣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整肅兵備，鎮撫一方，賜書岷王楩，令其「凡事可與（袁宇）計議而行」，「夫藩屏至重，賢弟宜慎出入，謹言節飲，庶諸夷有所瞻仰，而不負兄之所望」。在冠冕堂皇的言詞之下，藩王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皇明祖訓》規定，諸王下天子一等，公卿大臣皆不得與之抗禮。燕王等在藩國時都曾節制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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