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48)

四八

　　建文帝屢詔求言，並能責己納諫。一次，建文帝「偶感微寒，視朝稍宴」，監察禦史尹昌隆上言規諫。左右曰：「以疾諭之。」建文帝曰：「不可，直諫難聞。」於是下詔：「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朕亦用自警。」又一次尹昌隆劾執政大臣曰：「奸臣專政，陰盛陽微。」執政惡之，故貶。建文帝曰「求直言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甚至，有兩個宮人在宮中毆嘩，建文帝也以「一宮未齊」，「悱然感愧自責」。這種作風，與朱元璋相較，真有天淵之別。這樣，建文帝把以監察各級官吏為主要職務的六科給事中改為左右拾遺，突出他們約束規諫皇帝的職能，就絕非僅出於「慕古改名」而已。出於同樣原因，謹身殿改為正心殿，並建置省躬殿，置「古書聖訓」其中，以「尚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宮室聲色之戒」自勉。

　　都察院改為禦史府，如前所述是寬刑省獄的結果，但也有一番寓意：「曩者，法吏執刑深刻，犯者滋眾，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之蠹、為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懾于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國圖治之意。苟為不然……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可見，不僅改其名，而更著重于改其實。

　　與此同時，建文朝在地方上進行了省州並縣，精簡機構。建文帝的這一措施，是針對洪武時的官冗政繁而採取的。早在洪武末，有識之士已建議朱元璋要「省冗官，減細縣」。據《建文朝野彙編》等書所載進行粗略統計，幾年間撤銷的縣有三十九個，州九個和一批縣的同知、吏目、推官、知事、丞簿等。還撤銷了巡檢司七十三個，河泊所四十九個，遞運所十五個，水馬驛四十八個，稅課局一百零九個，稅課司四十一個和一些道紀司、道會司、道正司、僧會司、道會所、僧綱道紀司、鹽課局、鹽課司、茶課司、批驗鹽引所、閘，省去府州縣學訓導一百零四個暨其他一些官吏，只有個別零星的增設。

　　值得注意的是，所撤消的多與稅收有關，而增設機構中，只有一個河泊所。大量的稅課局、河泊所等機構的撤銷，無疑會減輕人民的負擔，有利於經濟發展。明人朱鷺說：「（建文）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並衛，明日並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以干戈倥傯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是正學（方孝孺）之過也。然在後世，民殘於多牧，祿糜於冗員，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繹騷，則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謂建文時政，畢竟非也」。話雖不甚到家，卻是有道理的。

　　建文帝所推行的種種措施，我們不妨稱之為建文新政。這新政是以其政治理想為指導的。

　　建文帝是儒家思想的忠實信徒，「所好讀書及古典文章」。即位以後，他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儒輩論周官法度」，一心恢復二帝三王之治。雖然歷代最高統治者都喜歡用此標榜自己，但建文帝是個天真的政治家，其言不似出於權術和欺騙。這可能是他失敗的重要原因。由於史籍殘缺，我們不妨從他的主要謀臣方孝孺的言論中考察一下他的思想。

　　方孝儒同樣是個天真的政治家。他甚至要在明朝恢復井田制。其目的在於「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他認為「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為南畝之民，何暇反乎」。他行仁義，複井田，企圖避免貧富分化，消除禍亂之本，以達長治久安。顯然這些主張在君主社會內是無法實現的。

　　明朝已是君主社會後期。洪武三十餘年，經濟得到了相當的發展，但社會矛盾還是不斷尖銳化。僅《太祖洪武實錄》記載，洪武一朝的農民起義就達一百八十餘次之多。有鑑於此，方孝孺作為一個政治家，旨在以復古為口號為社會尋找出路，企圖克服當時社會無法克服的矛盾。他斥王淑英反對複井田的話為「流俗人之常言」，就容易理解了。

　　方孝孺思想的可取之處，是在於發揮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說：「能均天下之謂君。」眾人之所以要推選君主是為了「使人盡心於民事」。因此，「天之立君所以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他批評那些將君民關係倒置的後世之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己者卒怠而不修。」進而指出：「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于君也何取哉！」270年後，被稱作具有啟蒙思想的清初大儒黃宗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寫作了光輝的《明夷待訪錄》。他在《原君》中激烈抨擊了君主制，他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他們之間，不僅僅是言辭相同而已。及黃宗羲作《明儒學案》，力排「以一死抹過先生苦心」者，首推方孝孺「以生民為慮，以王道為心」。他們的心，是有其相通之處的。

　　方孝孺的思想與朱元璋的極端專制主義很難相容。朱元璋認為「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不然則「國法不容」，「天道不容」。那麼，他不滿於方孝孺，說：「斯人何傲！」並貶其為蜀王府教授就容易理解了。

　　建文新政給社會帶來一定好處，因此明人有「四載寬政解嚴霜」之譽。他的「仁聲義聞」甚至遠播西域、朝鮮，直到抗日戰爭時期，「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建文）為鼻祖者」。中原地區關於建文帝的傳說更多：「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紀法修明之後，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幾等於三代。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於地置屋簷而去者。及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而諸臣或死或遁，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這些記載和傳說，足以與建文新政相印證。

　　另外，朱元璋以武功得天下，重武輕文。勳戚多是統兵將帥，諸王也以能節制諸軍而增加了自己的威權。相反，文臣地位甚低。他在用人上並不十分重視科舉，而是進士、貢舉、雜流三途並用，做官並不一定要讀書。王世貞說：「國家初起重武，其于文事亦不數數焉，大要各以其途進」。朱元璋晚年對功臣的誅戮，並未觸動武人的根本地位和種種特權。他殺的只是一些可能對皇帝構成威脅的高級將領。這種右武輕文的政策，是當時政治形勢決定的。打江山靠軍人，鞏固江山也靠軍人。但在經過三十餘年的和平之後，這種政策需要改變了。

　　建文帝看到了形勢的變化，因而「歸重左班」，著力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他不僅升高六部尚書的品秩，讓文臣分享較多的權力，而且大開科舉，為知識分子進入政權開路。方孝孺說：「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勸。」建文帝想建立一支推行其政治理想的隊伍。他還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作為科舉的補充。甚至下令「並衛所」，「詔軍衛官舉通經軍士」，頗有點和武弁們為難。

　　這些情況，如何幫助我們透視靖難之役呢？

　　首先，建文新政是在一定程度上對洪武政治的否定，它必然會得罪於洪武時期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必然會反對它，並竭力維護洪武的政治傳統不受損害，凡已變更的，均需恢復舊制。

　　其次，建文新政所得罪的至少包括這樣兩部分人，其一是眾親王，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使他們的權益地位受到極大損害，有的親王甚至罹于削爵殺身之禍。其二是眾多的武將，因為文臣地位的提高勢必使他們的權益受到抑制。這兩部分人對建文新政的不滿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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