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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但他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正是這種極端的皇權專制,所以,他把希望寄託於崇禎帝身上完全不可能解決問題。儘管他得到崇禎帝的優詔答覆,卻最終未能逃出奸黨讒害。邊事危急,國難當頭,一代名將未能戰死沙場,卻死於門戶,這個歷史教訓確實夠深刻的。

  值得稱道的是,雖然袁崇煥知道「邊臣甚難」,「中有所危」,卻並沒有畏懼退縮,明哲保身。他顧全大局,敢作敢為,但有利封疆,便「徹裡承當」,絕無反顧。在他下決心剷除隱患,擒殺毛文龍時,部將何可剛曾提醒他:「生文龍,國不幸;用文龍,朝廷不幸;殺文龍,公不幸」。袁崇煥也自知「文龍大帥非臣所得擅誅」,然而為了早日實現恢復遼東的宏偉目標,還是報著「苟利封疆,臣死不避」的決心,除掉了毛文龍。在後金入關,佔領薊州,大舉向京師進攻時,袁崇煥「議趨京師」,堵截後金軍隊。當時已有謠言說「崇煥勾建虜,而崇煥不知也」。他的部下勸他說:「大兵宜向敵,不宜先入都。」況且「外鎮之兵,未奉明旨,而經至城下」也是不允許的,而袁崇煥堅決地說:「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濟事,雖死無憾。」表現了他不畏訐構,不避嫌猜,堅毅不拔的剛強性格和光明磊落,敢作敢為的英雄氣概。

  袁崇煥的高尚愛國情操,果敢頑強的鬥爭精神以及正直,廉潔、忠篤、勤勉、襟懷坦白的優秀品質,使他贏得了人民群眾和遼東將士的衷心愛戴。袁崇煥含冤入獄後,遼東將士「徹夜號啼,莫知所處」,「長安庶士無不願以百口相保也」。兵科給事中錢家修請以身代,布衣程本直進宮辯冤,願為同死;何之壁率家40余口詣闕代監,祖大壽願以官階歷次封贈為崇煥請罪,至於「關外官兵士民日詣督輔孫承宗號哭代雪」。袁崇煥的死,天下冤之,連清乾隆皇帝也說:「袁崇煥督師薊遼,尚所忠於所事,而其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惘,深可憫惻。」袁崇煥的死,實在是千古奇冤,它對於明朝抗擊後金是一個巨大損失,正如夏燮在《明通鑒》中所說:「古今來被紿而僨厥事者,指不勝屈,未有若壯烈帝此舉之甚也」。

  「自古長城慨古今,永留毅魄壯山河。」300年前袁崇煥悲劇所留下的深刻歷史教訓,至今思起,仍令人扼腕稱歎,感慨萬端。殘酷的封建專制制度可以與磔袁崇煥的軀體,卻不能磨滅他在人們心中的高大形象,袁崇煥作為一位傑出的愛國名將將永遠受到人們的崇敬與懷念。

  (二)「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戰略思想

  袁崇煥在向朝廷陳奏戰守方略時,曾一再指出,恢復之計,不外「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

  也就是說,用遼東軍民守衛遼東國土,以遼東的物產供養遼東軍民,這在當時不僅是一個節省人力、財力的正確方針,而且是堅守關外的具有戰略性的根本大計。後金突入遼東,使大批遼民離鄉背井,四出逃亡,僅廣寧陷落,「軍民潰入者,且280萬矣」。大批難民集結關上,「數萬人皆野棲露處,詎任祁寒,萬千間席舍沖棚,曾無土壘」。他們無衣無食,嗷嗷待哺,急需安撫,這給山海關城造成巨大的經濟壓力。同時,這些難民歷經戰亂之苦,人情洶洶,如驚弓之鳥,「刻刻警惶」,往往「互煽互驚,立見獸散之勢」。

  這也使山海關一帶的社會安定受到嚴重影響。由此可知,能否妥善安置遼民,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化消極為積極,不僅關係著難民的生死存亡,而且直接影響著邊關的鞏固和安定。

  然而,以往的遼東統帥往往都沒有注意發揮當地遼民的作用,尤其在廣寧失守後,一些主張放棄關外,退守關內的官員,更把遼民視為「土寇」,「各處疾遼人如仇,惟恐驅之不遠」。甚至遼東經略王在晉也以遼民「終日思父母,思妻子,思鄉井,欲亡命奔逃」,偷生臣虜,而主張「立法不用遼人」。這樣,為應付遼東戰局,明廷便不得不從內地及各邊抽調大量軍隊赴山海關應急。這些遠來的徵調之兵,號為客兵。「客兵利速戰」,不宜久守,「以速戰之備為久守之謀,欲進則不足,久守則必變」。而且,隨著「邊釁漸開」,戰局擴大,九邊已自顧不暇,「不宜舍己芸人」。為了應付徵調,各地往往雇傭一些「慣逃之手」充數,結果是「寧但不能為遼援,而主客不安,先已為遼之憂」。再者,當時全遼兵食完全仰仗于天津漕運,置遼民而不用而專恃客兵,勢必加重調募轉輸的負擔,不但使「國儲外分,京庾日罄」,也必然使四方百姓受累,造成「以遼東疲天下」的被動局面。

  顯而易見,用遼人與否,決不簡單是一個局部的策略問題,而是關係到關外能否堅守,抗金鬥爭能否順利進行的戰略性決策。

  袁崇煥堅決反對視遼民為土寇,為淵驅魚,捨近求遠的錯誤主張。他初到遼東,正遇十三山處有十萬堅持鬥爭的遼民被後金圍困,便積極建議發兵援救,指責上方「委十萬人置之度外」的錯誤作法。袁崇煥的建議得到了赴山海關督師的孫承宗的支持。他指出:「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大計也。」對十三山的遼人義民,「法當如崇煥議迎護以歸,強者練兵,弱者屯牧,以複己之資也。」以後,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孫承宗、袁崇煥努力安撫邊民,招募遼兵,充分利用當地的人力物力,進行抗擊後金的戰爭。從而在天啟二年至天啟五年這短短的四年期間先後拓地400裡,招回遼民40萬,遼兵3萬,屯田5000頃,修大城9座,堡45座,練兵11萬,製造兵甲器械數百萬,穩定了關上形勢,增強了防禦力量,形成了「兵民安堵,文武輯睦,商旅雲屯」的大好局面。

  孫承宗去職以後,袁崇煥更加堅定貫徹和執行了「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戰略思想,採取了「且戰且守,且築且屯」的具體措施,招撫流亡屯墾耕種,撤回客兵,招遼人填補,從而不僅長期保證了兵源,而且「以遼人守遼土,不必更為徵調以疲九邊;以遼土養遼人,不必盡賴轉輸以罄四海」。收到穩定局勢,增加儲寄,存減糧餉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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