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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袁崇煥的被捕下獄,皇太極的反間計不過是個導火索,其中更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崇禎皇帝即位後,銳意中興,誅閹黨、定逆案,頗有一番新政。然而在他面前仍擺著兩個最棘手的難題:一個是農民起義。

  崇禎元年(1628年)十一月,陝北因連年大饑、官吏橫徵暴斂,王二首舉義旗,闖王高迎祥等相繼起事。另一個就是遼東問題。而這兩者又是互相關聯的。

  遼事不結束,對糧餉的加派不會停止,民不得不反;民變迭起,官軍不能一意東向,遼事更不易了結。崇禎皇帝將遼事重任委于袁崇煥,袁崇煥許以五年平遼,崇禎似已看到擺脫困境的希望。「已巳之變」後金鐵騎震撼京師,「五年平遼」已成畫餅,預示了「新政」棋局將全盤皆輸。加之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以來,京都80年來首罹兵禍,星布於北直隸的中貴莊田被劫掠,黎民百姓三教九流受蹂躪,激起了朝野各界的普遍不滿。這一切對崇禎新政是非常沉重的打擊,對朱由檢的威望及心理的打擊也是極其巨大的。因此,身為薊遼總督的袁崇煥及兵部尚書王洽等,是難逃其直接責任的。造成英雄悲劇的不僅是崇禎皇帝和逆閹黨羽,同時也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尖銳得無法克服的腐朽荒唐的明王朝。

  袁崇煥之死與思宗的為人也有密切關係。如果不是思宗上當受騙,袁崇煥是絕對死不了的。那麼思宗的為人到底怎樣呢?現在不妨簡介如下:

  1.年少無知,昧於事理,暗於知人

  思宗即位之初,不過十六七歲,既缺乏政治經驗,更缺乏軍事知識。雖然自作聰明,實際卻幼稚得很。

  老奸巨滑的溫體仁欺騙了他一輩子。兩任首輔、作風不正的周延儒嘲笑他是「羲皇上人」。崇禎除了對魏忠賢等元兇巨惡,因罪惡昭彰,有所認識以外,對於熊廷弼、王化貞的是非功過就不甚了了。對於東林黨也缺乏正確的評價。由於是非不明、忠奸不分,所以往往處置乖方,決策失誤。用人失當的事例更是不勝枚舉。自東林黨人排斥以後,所用之人,不是奸臣、就是庸臣,兵部尚書中也有不少人是膽小鬼。

  2.求治過急,用法過嚴

  邊防、吏治、黨爭是思宗最感棘手之事。這三件事因為由來已久,積因複雜錯綜,沒有一件可以迅速解決。但是思宗求治心切,只從主觀願望出發,不按客觀規律辦事。他的辦法實際有二:一、力求速效。二、懲辦從嚴。因為不可能求得速效,所以就剩下懲辦從嚴。崇禎十七年中,總計殺了總督7人,巡撫11人。十四個兵部尚書中,除三人外,都不得善終。

  其餘官員受到懲辦的尚有許多。

  嚴刑峻法,殘害英才,是思宗最大的失誤之一。

  3.師心自用,飾非拒諫

  思宗自以為是,又有虛驕之氣。每有失誤,群臣進諫,就認為觸犯了皇帝的尊嚴,加上「阻旨」、「藐抗」等罪名,橫加處罰。結果是剛直者去位,柔佞者幸進,開諂諛之風,行苟且之政,紀綱日壞,國事日隳。皇太極在擊滅虎墩兔部完成對明朝的包圍態勢以後說:「南朝君驕而臣諂,兵弱而民務,亡無日矣!」皇太極不愧為目光敏銳的政治家,能首先從政治方面看出明朝必然覆滅的命運。

  4.躬勤細務,瑣屑苛求

  事無巨細,君親躬勤,不能從大處落目,通盤考慮,解決全域問題,而且容易束縛臣下手腳。瑣屑苛求,不能全面論人,區明賢愚曲直。溫體仁正是利用他的這一弱點,專門「摘發細事」、「務為刻核」,排擊正士,朋比為奸,從而敗壞國事的。

  5.心存猜忌,不能容物

  封建君主往往患有猜忌的「職業病」,程度雖有不同,本質並無差異。由於心存猜忌,臣下稍有「不遜」或「越權」行為,馬上視為侵犯君權,大逆不道,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思宗當然也不會例外。正因為如此,袁崇煥殺了毛文龍,他才會耿耿於懷;皇太極那種蔣幹盜書式的反間計才能收效;閹黨殘餘的挑撥才能使他大動肝火,迫不及待地要處以極刑。

  由上述幾點看來,袁崇煥之死,固然與思宗少年無知、剛愎自用的個性有關,但也牽涉到君主專制制度。實際上,袁崇煥的悲劇是植根於專制制度之中的,因而很難避免。「自古聖賢皆薄命,奸雄惡少盡侯王」;「漢廷榮巧宦,麟閣絀邊功」,這些在當時都已經成為規律。既然溫體仁這個「外曲謹而內猛鷙、機深刺骨」、極端狡詐、極端陰險的巧宦,深得思宗信任,總計作了八年輔臣,五年首輔,死後還追贈太傅,賜諡「文忠」,可謂富貴壽考、生榮死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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