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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四、甯遠大捷

  正當袁崇煥等在遼東邊防前線艱苦奮鬥,苦心經營,勵精圖治的時候,明王朝的政局卻一天天敗壞下來。明王朝中的實權派、宦官集團的頭子魏忠賢見邊防戰事形勢有所好轉,利用熹宗昏庸無知,勾結朝臣,朋比為奸,其勢力日益膨脹。

  他擔任司禮監的秉筆太監,掌握了在內閣代皇帝草擬的詔旨上用朱筆加批的大權,實際上是代替皇帝處理政事,從而裁決朝政。

  他又親任東廠的提督,取得了特務機構的指揮權。

  其他軍權、人事權、財權也幾乎全部掌握在他手中。

  而此時,熹宗則終日熱衷於引繩削墨,以做木匠活為戲,對國事全然不予過問。天啟初年被東林黨排斥的一批腐敗官僚看到魏忠賢權勢很大,就紛紛投到他的門下,謀求功名利祿。當時有「王虎」、「王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名目。各地巡撫、巡按又紛紛給魏忠賢建立生祠,並且「曲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少者花費銀兩幾萬,多者幾十萬。順天巡府劉詔謁祠時,見魏忠賢像,甚至行五拜三叩首禮。

  當時魏忠賢權傾朝野,確實是「義子滿朝廷,生祠遍天下」。這樣,就形成了腐敗官僚與宦官互相勾結的閹黨和極端混濁的政治空氣。閹党把自己的黨羽顧秉謙、魏廣微等安置在內閣中,同東林黨人爭奪權力。

  天啟四年(1624年)九月左副都禦史楊漣首先彈劾魏忠賢的二十四大罪,左光鬥等東林志士群起響應,魏忠賢大興黨獄。閹党排去首輔葉向高、韓爌等,又編造黑名單,如大學士魏廣微編的「邪人」、「正人」

  名單,工部侍郎崔呈秀所編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等,有計劃地陷害、屠殺東林黨人。閹黨橫行,炙手可熱,建立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專政。

  葉向高、韓爌既是東林領袖,又是當時的人所共望。他們被迫辭職,意味著「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吏治邊防,江河日下。這不能不引起袁崇煥的極大憂慮和孤立無援的感覺。他在《葉臺山相國乞歸得請,賦詩寄之》詩中說:「先生今竟去,世事更堪憂。舉人疑高馬,無人為丙牛。乞身原貴早,屈指勢難休。肯為蒼生計,艱難再少留?」詩中指斥魏忠賢之奸,比喻其為心懷叵測、指鹿為馬的趙高;痛惜葉向高之離去,慨歎朝中少了燮理陰陽、過問牛喘的賢臣丙吉。

  他雖然知道政局敗壞,為個人考慮乞請歸去應該早提出,但為了國家社稷的安危,還是希望葉能夠留在朝中,勉為其難。末尾二句懇切慰留,情見於辭。然而,事實上袁崇煥自己又何嘗不是在「乞身」與「難休」的矛盾中稍事停留呢?

  閹黨是統治階級中最腐朽、最反動勢力的代表,為了排除疑己,他們不惜顛倒黑白,破壞邊防,冤殺將帥。為了對東林黨人楊漣、左光鬥進行政治陷害,竟然誣陷栽贓他們接受熊廷弼的賄賂,對他們嚴刑拷打,竟將他們殘害至死。閹黨毫無人性的專政,加深了蒼生的災難,也削弱了抗金的力量。

  孫承宗是東林幹將之一,德高望重。起初,魏忠賢想拉攏他,使其依附于自己,成為自己的黨羽。於是曾經派太監劉應坤等同孫承宗聯繫,不料孫承宗置之不理,魏忠賢因此大為惱火。不久,魏忠賢又排除了東林黨人趙南星和高攀龍。孫承宗得到這個消息,本想送上奏本,向皇帝力爭,但是考慮到奏章上去,未必能夠送到皇帝手中,於是打算入朝面奏,卻又遭魏忠賢、顧秉謙等所阻,沒有能夠成功。接著閹党分子崔呈秀等連續上書攻擊孫承宗,孫承宗因此上書求去。恰九月裡馬世龍因誤信傳聞,派兵襲擊耀州,在柳河受到金兵的掩殺,死了400多人,諂附閹黨的朝臣紛紛彈劾馬世龍和孫承宗,孫承宗就此決意辭職。

  袁崇煥看到閹黨勢力日益猖獗,正直的朝臣紛紛遭到迫害,連在邊疆上的孫承宗也受到排擠,覺得邊事實在無法繼續支撐了,就也想和孫承宗一同離去。他每次見到孫承宗,都痛哭流涕,要求辭職。天啟五年(1625年)十月,孫承宗辭職獲准。孫承宗的掛冠而去,對袁崇煥等幾年來奔走風霜、馳驅險惡的邊將無疑都是極大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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