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151)_李治亭

一五一

　　這場戰爭，從狹義上說，是清統治集團內部集權與分權之爭，亦是加入清政權後而形成的原明將吏集團同占主導地位的滿族貴族集團的權利之爭。從廣義上說，是漢民族廣大人民拒絕接受清朝統治的鬥爭，也是明末農民抗清鬥爭的繼續。換言之，它是明末抗清鬥爭之濫觴和餘緒。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吳三桂反清帶有鮮明的民族矛盾和鬥爭的政治色彩。因為發動和領導這場鬥爭的，既不是普通農民，也不是一般的士人，卻是原明的顯官，當今顯赫的親王，他的部屬骨幹也都屬統治階層的人物。他們同清抗爭，不過是為一己集團的利益，並利用了人民的抗清心理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吳三桂起兵還不能說成是「起義」、「抗清」的正義事業。無論是吳三桂，還是耿精忠、尚之信及其有關聯的一群人，無一例外地都是寄生的腐敗的集團，他們還保持著原明的某些腐朽習性，力圖維護以往的舊制度，保持著他們政治上經濟上特殊權利。在他們的王府範圍，實則帶有農奴制的特徵。不言而喻，以吳三桂為首掀起的政治動亂，最終不可能給人民帶來好結果。廣大人民群眾中途拋棄了他們，原因即根源於此。

　　但是，戰爭具有一種偉力，它能把那些用行政命令而無法消除的陳規舊跡一掃而盡。吳三桂發動內戰，以巨大的力量衝擊了清朝統治者強加給人民的某些不合時宜的枷鎖，並打破它的統一，使之在新的基礎上再統一，調整和修改以往不適應時代要求的政策，實行新的政策。無疑，這些都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同樣，聖祖傾全國人力物力來進行這場戰爭，最終消滅了吳三桂等各個政治與軍事政權，在中國土地上，徹底剷除了明末以來所形成的腐敗的封建官僚兼地主的軍閥集團，拔掉了植根在封建制度上的一個毒瘤，這也有利於社會的進步。以此看來，這場內戰的爆發和持續一段時間，並不是一件壞事。當然，任何戰爭都會產生很大的破壞力，招致生命與財產的巨大犧牲和損失。這是無法避免的，若從長遠看，從社會的發展看，付出某種代價，以損失和犧牲換來社會的進步，也是值得的。

　　吳三桂以失敗告終，是很可悲的。他本來有勝利的可能性，至少說可以劃長江或黃河為守，歷史就會重新出現南北朝對峙的新局面。這種情況並未出現。主要問題是三桂在軍事上沒有取得穩定的勝利，而所取得的勝利又沒能鞏固下去。軍事的失敗，又根源于三桂的戰略思想的錯誤。他從雲南出兵，以閃電的速度直進至長江南岸，如果他能乘清兵未集，迅速渡江，進至黃河流域，截斷清朝東南的漕運，號召黃河以北原明朝降官降將倒戈；進而再帶動人民群眾響應，將置清朝於極端孤立又措手不及的困境中，如勢有可能，就進逼京畿，將迫使清朝統治者北遷，或許被逼回關東老家，也不是沒有可能，可是，三桂沒有這樣做。他最大的失計是，駐足湖南而停止進兵，從而使清軍集結，聖祖調兵遣將，從容部署贏得了時間。他在軍事上陷入保守主義，消極防守已得陣地，部隊的銳氣一落千丈。而聖祖則採取穩住長江防線，頂住湖南吳軍的軍事壓力，從其兩個側翼展開進攻，各個擊破後，再集中全力對付湖南的吳軍。這個戰略擊中了三桂的要害，可惜他至死不悟，聽任清軍的分進宰割！等到三桂死後，吳應期提出北進計劃，為時已晚！

　　按照聖祖的戰略計劃，本來可以縮短戰爭的延續時間，有可能儘早結束。問題就出在他所任命的各路統帥、將軍，大多是無能怯懦之輩，不敢向吳軍進攻，以各種藉口拖延進軍時間。他們不以國事為憂，卻如平日在京師那樣恣意享樂，致使總攻時間一再展期，對峙局面也一再延續下去。從他們的怯懦無能，就給吳軍戰勝清軍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三桂卻沒有利用！沒有軍事上的穩固勝利，就無法保持政治上的優勢。

　　三桂的失敗，還在於政治上的分散，沒有形成一個核心力量。他跟各軍事集團如耿精忠、孫延齡、王輔臣、鄭之茂等，不過是一個鬆散的政治聯盟，三桂的年號，並未獲得他們的承認。因之也沒有形成集中統一的指揮，統一的步驟，彼此不受約束，各立旗號，孤立作戰。吳三桂僅僅以一紙之「劄」，給某人一個名號，封個官職即萬事大吉！就是說，沒有一個統一的政綱。比如，他至湖南不進，意欲何為？是企圖建立半壁江山嗎？還是最終退回雲南呢？人們並不清楚。沒有目標的鬥爭，是盲目的、不清醒的、偏離方向的鬥爭。因此，他與耿精忠、王輔臣等等都是各顧各的利益，形成不了一個有核心的統一支配的政治力量。王輔臣孤軍戰西北，終致被逼降；四川鄭之茂等救援不成，也縮回四川束手待斃；孫延齡三心二意，被三桂幹掉，自失一助；精忠獨自掙扎于東南沿海，直至被殲滅，三桂愛莫能助，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羽翼逐個被消滅，而他們被消滅之後，厄運便降臨到他自己頭上！

　　吳三桂這個人，以反復無常，所謂見利忘義，備受人們譴責。明清之際的歷史相當複雜，他處在這個環境中，以及他的特殊的機遇，思想不可能那麼單一明瞭。在他身上，體現了時代的特徵，構成了那個時代的集矛盾於一身的一大典型人物。他在明，有功於明，奮戰山海關內外，阻擊清軍，保衛明朝江山社稷，最終降清，是當時形勢所使然。入清，又建大功於清，首戰山海關，大敗李自成農民軍，既為亡明報了仇，又為清入主中原首開勝利紀錄。其後，他西征南討，不遺餘力。他為清朝打天下，清朝開國者和他們的子孫不應忘記，更不能一筆勾銷！他發動內戰，激怒了聖祖，就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

　　此事主要責任是聖祖處理三藩問題不當，政策上有重大失誤，即從根本上損害了三藩的利益，且違背已許下的諾言。聖祖即位時不過是一孩童，對前朝事沒有經歷，亦無體驗，他還不懂得如何珍惜他們的利益，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如何加以保護。吳三桂頑強地維護他的特殊利益，當此利益一旦受到危害，便不惜孤注一擲，鋌而走險。不管怎麼說，激化成戰爭、並造成持續八年之久的戰亂，聖祖和參與決策的人都不能逃脫責任。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存在著和平解決的可能性的。可惜讓聖祖給失掉了。因此，從康熙時開始，一直把這場戰爭的責任全推到吳三桂身上，有違歷史事實，是不公道的。而清朝又以這次事變全部抹殺吳三桂前期對它所做的貢獻，同樣是不公正的。聖祖做得未免過分。倒是他的孫子乾隆頗有點求實精神，他對吳三桂的評價是：「功者功之，罪者罪之。」【《逆臣傳·吳三桂傳》，卷2。】

　　有功就承認有功，有罪就承認有罪，兩者不能混淆，也不能互相代替。這是很有道理的。吳三桂發動內戰一事，不足取，亦不足以稱道，但他為清朝統一中國，不能認為是罪過吧！長期以來，論定三桂是個「大漢奸」，這不是清朝的觀點，而是近世漢人給的一個新稱呼，既然滿、蒙古、漢、回、藏等數十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不可分割的成員，無論哪個民族建立政權，都或多或少地有其他民族加入，這是中國歷史上常見的現象。少數民族加入漢人政權，無可非議，那為什麼就不允許漢人加入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呢？這種不平等地看待民族問題，實則還是大漢族主義在作怪。以當時的形勢而論，明已分崩離析，而且這個政權已腐敗透頂，延至南明三個小朝廷，又有哪個是開明政權？他們已失去了存在的價值，為什麼還必須扶植他們苟延殘喘呢？它們的存在，對於人民，對於歷史，都是一個無用的廢物。

　　我們要求當時的明朝將吏必須忠於這個腐敗政權，不見得明智。如同出自南明小朝廷的立場，提倡對它「愚忠」到底，反對任何人降清。這實在沒必要。每個人在大事變面前，都有權利做出自己的選擇。在吳三桂之前，也包括以後，有多少漢官漢將在明清（後金）鬥爭中選擇了清（後金）政權，人數之多，以千計，以萬計，以十數萬計！我們能一概予以否定嗎？顯然不能。他們不受譴責而獨責吳三桂之降清亦有失公平。我們不能按今天的觀點指責這個那個人選擇的道路不對，或正確，或錯誤，而只能從歷史發展的眼光，從是否符合當時歷史的發展趨勢來加以判斷和評論。

　　以明清兩個政權而論，都是封建政權；從世界大範圍來說，在英國已開始資產階級革命，標誌著世界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那麼，明清兩個政權比之資本主義，都是落後的政權，談不上哪個政權更進步。但從國內而論，我們則不能不說，清政權是一個新生的有作為的政治勢力，它要取明而代之，亦屬必然之勢。所以，在歷史轉變及兩代王朝鼎革之際，一些人乃至相當多的漢人湧入清政權，亦是歷史大勢所趨。我們對此無須大驚小怪，也無須去指責他們，甚至給戴一頂「漢奸」帽子。

　　清朝平定吳三桂之亂後，有一金陵人邵為章赴雲南楚雄，調查有關吳三桂的事蹟，題絕句於壁上，表達了他的評說，現徵引如下，作為結束：

　　百萬雄師睥睨間，先朝一胍絕南蠻。
　　擒人即是人擒路，誰道天公不好還。
　　行營歷歷草淒淒，銅柱摩崖手自題。
　　虎豹無晴威尚在，老軍猶說舊平西。

　　【南沙三餘氏撰：《南明野史》，卷下，70頁，載《明清史料彙編》第5集，第2冊。】

　　吳三桂已死去二百多年，對於他的一生的評說並未結束。讓歷史繼續證明，做出新的回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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