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149)_李治亭

一四九

　　令人驚異的是，朝廷對此重大情節竟不予審查，極力回避，只說胡、舒兩氏「飾言」掩飾而了之。這些跡象不能不使人懷疑，兩藩的藩下人幾乎同時「背主」揭發，難道是巧合？是否受朝廷暗中指使？否則他們何敢如此大膽揭發赫赫的王爺！如，聖祖暗中指使康親王傑書做精忠的工作，授意他進京「陛見」，目的就是調虎離山，至京捕抓處置！精忠當然明白，他為了表明自己對朝廷忠心不貳，決心悔罪，便毅然來京。很清楚，精忠來京，是聖祖施的一條欺騙之計。精忠的弟弟昭忠等起來揭發，也令人懷疑是否受了聖祖指使的朝廷大臣的「啟發」？這同胡氏、舒氏揭發兒子的情節何其相似！至於逮捕他們的辦法和手段，完全都是預謀策劃好的。

　　種種跡象表明，朝廷對耿、尚的處置，是有預謀的政治謀殺，不是因一般刑事處死。處死一人即可，還得處死其子、兄弟，再擴大至他們的部屬。這就說明聖祖及其統治集團是把尚、耿視為一股政治勢力或政敵，從肉體上加以徹底消滅的！對他們的首要人物施以最殘酷的刑法，正表明聖祖對他們痛恨的程度。尚之信託了其父尚可喜的蔭庇，死得倒「文明」些。

　　這裡，特別要提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聖祖給尚之信平反：「上（聖祖）廉知公（尚之信）貞誠，特旨賜公妻子歸宗完聚，仍賜田房、奴僕，服役養贍。公有未婚女五人皆特恩擇配，複賜奴僕妝奩。」他的子孫至雍正朝皆為官。此事不見《清聖祖實錄》和任何官書，卻載于《尚氏宗譜》。試想，聖祖平反，如無其事，尚家人何敢在雍正、乾隆兩朝續修此譜書時記載此事！僅此一事可以證明，當初聖祖殺之信，完全是出於統治集團的政治需要。

　　自康熙始，清朝統治者把這場動亂稱之為「平定三逆」，「三逆」者，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是也！至近世，又衍為「平定三藩」。這不盡符合歷史事實，倒是充分反映了清朝統治者的立場和觀點。公平而論，尚之信稱不上「逆」，耿精忠叛了一年多又「歸正」，則當別論。這場戰亂從叛者方面說，自始至終，都是吳三桂集團在起主導作用，耿精忠仍視為脅從，有過一段叛跡。因此，正確的提法，應是平定吳三桂叛亂。今人所稱的「三藩之亂」等等提法，都是不妥當的。

　　三藩以外的人，還有一個重要人物王輔臣，他的結局，也未能逃脫一死，不過死法不同而已。

　　據清官方史書記載，王輔臣系「病故」，未曾受刀斧之伐。其實不然。他這個人頗有政治頭腦，當康熙二十年七月，清軍正圍困昆明時，聖祖下詔，令他隨經略圖海進京「陛見」，【《清聖祖實錄》，卷96，25頁。】他便料知此去凶多吉少，打好了主意。行前，他命人取出庫中銀兩，各分成一封，多的達百兩，少的也有數兩，皆用字寫明。剩餘一兩萬兩，放在庫中，封上印條，留下帳簿一冊，記載銀兩、雜物等項及數目。他怕累及部下，將其餘舊帳目全部焚掉。然後，召集諸將吏親隨人員說：「你們隨我很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受了很多苦，現在我即將跟你們分別，你們都要遠走高飛吧！」他根據每人功績大小，各給一包銀子，說：「願歸田的歸田，願入伍的，速投別的軍鎮，誰也不要說曾在我這裡呆過。」眾將吏都痛哭不止。輔臣催促說：「你們快走，我的事由我一人擔當，不連累你們。從今天起，我們就永別了！」他的部屬都被遣散了，還剩下數十人，日夜與他們飲酒。

　　八月二十九日，從漢中已來到西安，他照舊同門下人飲酒，飲到半夜，輔臣老淚縱橫，對門下人說：「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於眾人，做了不義事，又做不成，今雖反正，但朝廷蓄怒已深，豈肯饒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僇於刑場，何如自己死去！可用刀自刎、自繩自縊、用藥毒死，都會留下痕跡，將連累經略圖海，還連累總督、巡撫和你們。我已想好，待我喝得極醉，不省人事，你們捆住我手腳，用一張紙蒙著我的臉，再用冷水噀之便立死，跟病死的完全一樣。你們就以『痰厥暴死』報告，可保無事。」門人們哭著勸諫，輔臣很生氣，欲拔劍自刎，門人們這才同意，依其法行事。到天亮時，就以「厥死」上報，朝廷沒有懷疑。【《廣陽雜記》，卷4，187~188頁，參見《清聖祖實錄》，卷97，14頁。】

　　輔臣如此死法，卻是躲過了懲治。別的姑且不論，他殺害滿洲重臣莫洛，正如精忠殺害範承謨一樣罪大，甚至比精忠罪還重！但他「病死」了，朝廷也就放過了對他的人身懲治，令「停其世襲」之職。他的兒子繼貞在父親歸降後，不僅官復原職，還被提拔為太僕寺卿。這時，既削輔臣的「世襲」，又罷免繼貞之職，其家屬歸旗。【《逆臣傳·王輔臣傳》，卷2，16~17頁。】由此可知，聖祖令輔臣進京陛見，是不懷好意的。他死後，其婿薛英等請攜輔臣骸骨及家口回平涼。兵部不准，令將輔臣骸骨及家口一併送到京師。這不難看出，朝廷本意是把輔臣調來京師，準備拿問的。【《清聖祖實錄》，卷97，14頁。】比較起來，耿精忠、尚之信卻看不清楚「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輔臣倒有先見之明。早在奉命進京之前，輔臣隨圖海駐漢中，聖祖頻頻給他父子倆加官晉爵，他不但沒有欣喜，卻惶惶不安，越發疑懼朝廷此意不善，曾自縊死過一回，被救醒過來。直到這次叫他進京，便預感朝廷要跟他算總帳，不會放過他，讓他不得好死，這才決心以此死法，哄瞞朝廷，使各方都不受牽累。

　　祖澤清，是明末遼東明將祖大壽第四子，他據廣東高州響應吳三桂，康熙十六年「歸正」，次年又叛。尚之信奉命率部迎擊，曾一夜馳行一百八十裡抵高州，澤清攜家口遁入山中。十八年四月，聖祖明示：凡屬從三桂叛的各處大小官員，不管出於何種情況，只要歸降一概寬免。惟祖澤清父子受國家厚養，前叛時以為出於不得已，而降後複叛，可知他們父子「甘心從逆」，情罪重大，國法難容，不許招撫，亦不許其投誠，務令各路大軍搜山擒獲。至八月，澤清和他的兒子祖良梗等被搜出，押送京師。十九年二月，父子都被淩遲處死，他的幾個兒子的家口也都被籍沒為奴。【《逆臣傳·祖澤清傳》，卷2，23~24頁。】

　　從康熙二十年年底攻下昆明後，至次年二十一年五月，聖祖又逐批處決了吳三桂屬下已投誠的將吏，他們是：

　　原任貴州提督李本琛，以「從逆」論處，判磔刑，他的孫子李象乾、李象坤和民籍親弟之子李濟善、李濟民一律處斬；【《清聖祖實錄》，卷100，14頁。】

　　三桂任命的將軍王公良、王仲禮、巡撫吳讜、侍郎劉國祥、太僕寺卿肖應秀、員外郎劉之延等，「即行處斬」。原任清鎮遠副將、受三桂封為將軍、鎮遠伯江義，以「情罪甚重」淩遲處死。以上被處死者的首級皆「懸示」。他們各自的十六歲以上的兒子一併處斬，家產籍沒，其妻及未及成年之子，查交內務府，其餘一般人員可分發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安插。【《清聖祖實錄》，卷102，4頁。】

　　胡國柱、王緒、李匡已自縊、自焚死，他們的家屬投誠。聖祖以胡國柱三人「情罪重大，伊等子弟法難寬宥」，「悉行處斬，妻女、家口、財物籍沒，送交內務府」。【《清聖祖實錄》，卷102，5頁。】

　　彭時亨、譚天秘先叛於四川，後投誠，複叛，「情急歸降」，以「罪惡重大」，「即淩遲正法」，割首級示眾。【《清聖祖實錄》，卷102，18頁。】

　　僅據清官方記錄，滿洲人獲逆罪被處死的有三人：原任布政使成額、筆帖式書舒處以絞刑，筆帖式巴席因參與甘肅巴三綱之亂，又系滿洲人，「情罪甚為可惡」，判斬首，立即執行。【《清聖祖實錄》，卷101，8頁。】

　　以上各案犯皆系要犯，而沒有載入官方記錄的被處決的「從叛」或「脅從」之人，又不知凡幾！這從聖祖的原則規定，可以知道被處死的人非常之多。這條規定是：「凡逆屬舊人，及副將以上，悉令進京；參將以下，分插四省。」（指河南、湖廣、江西、山東四省）又補充規定，其雲南或別省後投靠到藩下的，釋放為民，免遷徙四省安插。這樣做的目的，是因為他們都是「為逆賊濟惡之人，務使離逆賊舊踞之地，斯根株清而萌蘖不復生也」【《八旗通志·蔡毓榮傳》（初集）卷197，4609頁、4612頁。】。這就是「斬草除根」的意思。

　　三桂藩中，副將以上的將官，究竟有多少？尚難統計，估計不會少於千名。所謂「逆屬舊人」，是指「吳三桂名下真正家僕舊人」，在雲南或別省投靠來的人，不在此內。一句話，清朝視為危險的是從早年就追隨三桂、與他共命運的那批人。如在遼東時期，或入關後，遼東人投到他門下而被收留下來的人。清朝還把「逆賊所屬匠役人口」，也包括在這批人之內！他們因為跟隨最久，與三桂已結成了共同的利益，這些人才是三桂的「真正家僕舊人」。他們「助逆」最多，但未曾領過兵，未同清軍對抗過，一律處死，處分太過；如留在雲南，惟恐不知何時故態復萌，放將這批人悉數遷移北京。他們的人數遠比副將以上的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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