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148)_李治亭

一四八

　　然而，朝廷對此根本不予理睬，也不再調查。康熙十九年七月，朝廷即匆匆定議，並經聖祖批准，對尚之信及有關人員做出如下判決：「同謀者」尚可喜妻舒氏、胡氏從寬免死，並免家產籍沒；尚之孝、之璋、之隆等都從寬，革職枷責。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惡極，法應立斬，姑念曾授親王，從寬賜死」。其餘如李天植、之信弟之節等都按律就地正法。原定讓之信進京勘問，因而取消，就地處置。【《平定三逆方略》，卷53，10頁，《清聖祖實錄》，卷91，19~21頁。】閏八月十七日，欽差奉命至廣州，向之信宣讀完旨意，賜一條帛，令其自盡。上午七時許，之信氣絕身亡，葬于廣州城西報資寺後山下。他的弟弟尚之節、長史李天植等人被押上刑場斬首。之信等人的妻子都籍沒入官。【《尚氏宗譜》，卷2，「大房」。】聖祖又指示，尚之信所有資財，用來充作軍餉；過去屬平南王的私市私稅每年所獲銀兩，不下數百萬兩，「當盡充國賦，以濟軍需」【《清聖祖實錄》，卷91，21~22頁。】。

　　尚之信一死，其平南王藩亦隨之撤去。他所屬的人員編為十五佐領，被分入「上三旗」（即正黃、鑲黃、正白），令駐廣東。還有三總兵標下官兵，留下其中兩總兵的官兵鎮廣州，剩一總兵的兵員都裁去。【《清聖祖實錄》，卷91，26頁；卷96，22頁。】康熙二十年冬，又將其「屬下旗員，俱應撤還京師，另行安插」。【《清聖祖實錄》，卷98，5頁。】至此，富甲天下的顯赫一時的平南王藩也不復存在了。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九日，聖祖和他的議政王大臣們又討論對耿精忠及其骨幹分子的處理。議政王大臣們先擬了一個處分意見：將耿精忠包括他的兒子在內共十人應淩遲處死，同黨黃國瑞等十九人應予斬首。

　　聖祖表示意見說：「耿精忠身造罪孽，應當極刑。其子等都處以淩遲，亦有可憐憫之處，可否改為斬首？」淩遲之法，將使受刑者在極度痛苦中慢慢死去，而斬首卻來得痛快，一刀下去，人頭落地，幾無痛苦。這種死法當然比「淩遲」要好得多。皇帝畢竟與眾不同，在此表示了他的大慈大悲，對手無縛雞之力而待死的人給予了憐憫之情，將淩遲改為斬首。

　　可是，他的臣子們卻不這樣考慮。大學士明珠說：「耿精忠之罪，較尚之信尤為重大。尚之信不過縱酒行兇，口出妄言，耿精忠負恩謀反，且與安親王書內，多有狂悖之語，甚為可惡。」他的意思很明白，仍維持原議。

　　聖祖持慎重態度，說「耿精忠等人，事關重大，著議政王大臣會同九卿、詹事、科道各部門官員共議」。

　　這種大範圍地動員朝廷各部門官員議耿精忠罪，徒具形式。因為罪名已定，皇帝意圖已是明顯，誰敢給精忠說情？更沒有人敢提出減刑。二十日，議政王等大臣會議，還是照聖祖已表示的意見做出判決：將耿精忠等分別「淩遲」或處斬。聖祖當即批准。名單如下：

　　革去耿精忠王爵，淩遲處死；其子耿顯祚革去散佚大臣，處斬；

　　精忠部屬徐文耀、王世瑜、白顯中、江元勳、曾養性、王振幫、蔣得、劉進忠等均淩遲處死；

　　判處黃國瑞、林芳孫、廖廷雲、李似桂、夏季旺、呂應鬥、武灝、司定猷、沈偉、郭景汾、羅萬里、祖弘勳、陳儀、陳斌、呂八斬首。

　　以上各犯，立即行刑處決。

　　其中，耿精忠、劉進忠兩人在處死後，割下首級示眾。

　　在處理這一「逆案」中，僅赦免了田起蛟、金鏡、李學詩、陳夢雷等四人的死刑，他們中有的是旗人，給予他的本主為奴；系民人的，要入官，給披甲新滿洲為奴。【以上見《清聖祖實錄》，卷100，11~13頁。】

　　由撤藩而引起的一場戰爭，使撤藩不得進行，迫使朝廷宣佈停撤。經過八年血戰，才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問題：吳藩在戰爭中被武力消滅，耿尚兩藩也是通過武力，被強行撤去。其撤藩手段，不過是「擒賊先擒王」，分別把耿精忠、尚之信及其心腹逮捕處死，問題馬上就解決了。

　　從已揭示的史料來看，我們有理由認為，聖祖對耿精忠、尚之信的處置，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謀殺。聖祖撤藩，是既定國策，體現了滿族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當然也符合封建中央集權的要求。耿、尚連同吳三桂及其子孫，再推而擴之，累及他們的部眾，都成了撤藩的犧牲品。

　　聖祖對他們採取的政策，前赦而後治，不能不認為是言行不一，背信棄義。在戰爭進行中，聖祖千方百計地招撫，許以種種諾言，無論有多大「罪過」，概行寬免，一律不究，官復原職，待遇不變，甚至稍有微勞，即加官晉爵，極盡籠絡之能事。他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孤立分化吳三桂，並借用他們的力量來消滅吳三桂。當他大功告成時，這些人已無使用價值；相反，又視此等曾從叛的人為心腹之患，痛恨起他們曾從惡反對朝廷，尤其對其首要分子和骨幹不肯放過，必羅致罪名予以徹底消滅掉，才肯罷休！

　　吳三桂被消滅後，耿、尚是必欲除掉的首要目標。平心而論，精忠、之信等「歸誠」後，還是忠於朝廷的。精忠在沿海防剿臺灣鄭氏兵，奪回被占城鎮，保住了海疆的安定。尚之信在廣東、廣西屢次征戰，招撫，保固了廣州及全省，在「歸誠」前，已屢次密疏，要求朝廷進兵廣東，他予以接應。即使暫時歸名于吳三桂，不為所用，保固了廣州不受侵害。祖澤清叛于高、雷州，他率部將其擊敗，立下了不少功勞。在逮捕他們後所加的罪狀，多系不實之詞，有的是望風撲影，甚至有的是無中生有。例如，尚之信的一個主要「罪狀」就是他「投誠」後，在廣州按兵不動，屢次徵調他出兵，他以種種理由遲遲不行，其實，此言過分。

　　當時廣州確實不安定，叛兵進逼廣州，如潮州、雷州等處的叛軍勢力尚強，他有自己的王府的利益在，不肯輕離廣州去廣西，也是有的。甚至也可以說，不那麼忍心打吳三桂，這點隱私就算存在，但從根本上構不成新的「叛逆」行為！在判處精忠時，大學士明珠把之信跟精忠作了一番比較，說了實話，一語洩露天機：他稱「尚之信不過縱酒行兇，口出妄言」。毋須解釋，此意甚明，他沒有把尚之信列入「叛國」「犯上」之罪，用今天的術語來說，他是犯刑事罪：縱酒行兇，隨意肆虐他人。按律來斷，以他親王的地位，斷不至判死刑！因為扯不上「叛逆」，也就不能處死。聖祖本意是把他調來北京「對質」，卻改變主意，匆匆處死了事。大概怕夜長夢多，處決亦可息事。

　　至於精忠，以參加叛亂而論，他陷得最深，給清朝造成的損失也不小。這一點，他犯下的「情罪」的確比之信重得多。既然業經聖祖親自赦免，爵位恢復，而他本人卻也恭順，未嘗不可以不給條生路。然而，當天下平定時，又來算總帳、舊賬。正如明珠所強調：「精忠負恩謀反，且與安親王書內多有狂悖之語，甚為可惡。」事屬以往，既往不咎，為什麼此時又推翻已許下的諾言？況且他的這番論罪並無新的叛逆事實，卻以「歸誠」前的罪行為據，來決定其生死。我們從官方《實錄》或檔案中看不到他們「歸誠」後所犯罪行的記錄，僅是揭發人提供的簡單而不明確的「事實」。這一切，都說明清朝必須讓尚之信和耿精忠死，以絕後患，亦解「可惡」之恨！所以前列揭發精忠的那些具體罪狀，多屬似是而非，不足為據。如說，精忠與劉進忠「執手耳語」：「乞降非所願。」試問：耿劉二人「耳語」，除了兩人知道外，他人何能知之？徐鴻弼等作為藩下人揭發此條罪狀，是怎樣得知的？因此，類似的「罪狀」，都無法令人信服！這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他們被揭發，都是他們屬下人甚至是他們的心腹幹的。照情理說，他們隨主人叛而叛，隨主人順而順，已得朝廷大赦，彼此毫無損害，大家可以相安無事，他們沒有必要再冒很大風險去告發自己的主人。結果，與人們的估計相反，這些人分別秘密地揭發，一告即准！須知，按以往成例，一個僕從人敢告王爺、親王，是要犯重罪的！奇怪的是，連之信的生母與異母胡氏、舒氏也告發了自己的兒子！當她們明白真相時，急忙向朝廷申辯：此系王國棟偽造，假託她們的名義告發之信，不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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