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147)_李治亭

一四七

　　在戰爭進行期間，聖祖為了分化、瓦解和孤立吳三桂，一再施以招撫之策，百般誘使「歸正」。政策相當寬大，待遇相當優厚。不管誰在吳氏政權中任何種職務，犯有多麼嚴重的「情罪」，只要放下武器，立即會得到極優厚的待遇，對以往之事，一概免究。聖祖表示，「朕決不食言」，可「昭之日月」。這些諾言，都行之於文字，載入件件詔書之中。可是，當戰爭勝負已成定局，特別是在攻下昆明之後，聖祖馬上想到處置已降的吳三桂的黨羽，時機已經來到。在他的指示下，朝廷開始甄別，以種種理由和口實，將已降的原屬從叛的骨幹分子逐一查出，定罪處死。舉其要者，敘其原委，以明歷史真相。

　　在響應吳三桂起兵的政治勢力中，最重要的人物莫過於靖南王耿精忠了。他在福建起兵，給三桂以巨大的支援。至康熙十五年冬投降，聖祖既往不咎，免去一切處分，恢復其靖南王爵，他的屬下人官職如舊，他主動要求隨大軍剿臺灣鄭氏之軍，正合聖祖之意，要他「立功贖罪」。他在收復福建沿海被鄭軍佔領的泉州、漳州後，駐守潮州。次年（康熙十六年）四月，精忠為表達自己的忠心，把自己的兒子耿顯祚送入京師侍奉皇帝，實則是送「人質」，消除朝廷對自己的疑慮。

　　十一月，藩下參領徐鴻弼、佐領劉延慶、護衛呂應晹、典儀陳良棟、護軍蘇雲會等人聯名向兵部揭發精忠「歸順後尚蓄逆謀」的罪行五款：（一）違背康親王傑書之命，不全部供出「奸党」人員；（二）暗中勾結「海賊」（指臺灣鄭氏），互通音訊；（三）曾與叛將劉進忠「執手耳語」，說：「乞降非所願」；（四）暗令心腹儲藏鉛藥，等待「異日取用」；（五）遣散舊兵歸農，令他們各攜武器走，不准留給征剿的清軍。尤其是在投誠前殺死範承謨以滅口，足見其罪重大，兵部大臣以徐鴻弼等人揭發信上報給聖祖。

　　精忠的弟弟昭忠正在福州，他事先已得到徐鴻弼等人的揭發信，也將此事及時向聖祖做了報告。【《逆臣傳·耿精忠傳》，卷2，35頁。】

　　聖祖扣留了上述報告，隱而不發。主要原因是時機不成熟，此時正征剿吳三桂，必須穩住已降但心懷疑懼的這批人，惟恐打草驚蛇，再生意外。還將影響到未降的人不敢來降。至十七年春，才令精忠從潮州回福州駐紮，令其弟昭忠攜其祖父耿仲明骸骨還京。至秋，吳三桂去世，加速了吳軍的崩潰，清朝形勢頓時大為好轉。聖祖開始考慮如何處理精忠。他雖然已降清朝，但聖祖仍把他視為一隻猛虎，擔心他留在福建如放歸深山，不知何時會再出來作亂！他要把他擒住。可他不想魯莽行事，他要一步步去做，不動聲色。他先給康親王傑書一封密信，說明他不撤精忠的王爵，是為了穩住他及其藩下之眾。現在如下令讓精忠來北京，又怕他生疑懼，「變生意外」。

　　聖祖授意康親王可暗示精忠，讓他自己主動提出進京陛見皇帝，他即可批准。這樣做，不但連精忠，就是他的部屬也不會生疑的。恰好康親王也報告精忠的罪行，請求逮捕處死。聖祖不贊成，說「逆黨」「歸正」的不止千萬，如將精忠馬上處死，其屬下或其他餘黨可能要寒心，如果他能自請來京，那麼一切都會順利、平安無事。他要康親王「當加意開導」他。其實，聖祖的這番話也不是心裡話，他自有打算，不便過早地告訴他，免得他壞了自己的部署。

　　康親王傑書做了一番工作，精忠料知躲不過，於康熙十九年三月上疏，請求入京覲見。聖祖立准，命馬九玉為福州將軍，管轄靖南王藩下部隊。精忠到京不久，其弟陽忠、聚忠又聯合揭發了精忠叛逆罪行，請求予以嚴懲。他們一再要求懲治自己的兄長，一則劃清界限，免使自己受連累；一則很可能已瞭解聖祖和朝廷的意圖，及早上疏，變被動為主動。

　　精忠這只「虎」已入籠中，懲治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聖祖批准了昭忠兄弟的請求，連同以前扣留未發的揭發材料一併交給法司進行審問。精忠極力分辯，自陳他「歸順後，絕無叛志」。然而，從聖祖到朝廷必欲懲治，已是既定方針，他的分辯有誰去聽一句！法司即以所揭發的事實定成叛逆罪，議決嚴處：應革去精忠王爵，與其子耿顯祚及骨幹分子曾養性等人俱應淩遲處死，家產籍沒。聖祖打算等把所有逆党要犯捉拿到京時再「核議」，暫時把精忠看押起來。這時，他採取措施徹底解決耿藩的問題：遷移精忠的親屬歸旗，原屬精忠的舊部在浙、閩當官的都還京；馬九玉也被解除職務歸本旗。這一措施，便把耿藩從組織上徹底瓦解，不復存在了。【以上見《逆臣傳·耿精忠傳》，卷2。36~37頁。】

　　就在耿精忠被授意進京「陛見」時，即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的護衛張永祥、張士選也赴京「首告」之信「謀叛事」。世祖與議政王大臣密議：命刑部侍郎宜昌阿等人以巡視海疆為名赴廣東，調查之信的罪狀。同時攜張永祥、張士選同回廣東，秘密詢問都督王國棟、之信的弟弟副都統尚之璋。國棟也參與揭發之信的事件。他曾表示，他可以將之信逮捕。聖祖很信任他，即委以此任。揭發尚之信的還有他的兩個母親舒氏、胡氏、總督金光祖等人。此時，之信正在廣西平叛，他要求撤還廣州。聖祖指示，宜昌阿等抵廣州後，可詳察具體情況，如應撤還，即報告說廣州「不可無之信」，可以將他一人調還廣州。囑宜昌阿不要過多株連，如發生意外，可「酌便行事」。宜昌阿等欽差按上述旨意，離京南下。【《平定三逆方略》，卷51，1~2頁。】他到廣州後，發現城內無滿兵，便在半夜密調賴塔部滿兵二千入廣州，以防意外。

　　尚之信對朝廷密謀逮捕他一概不知。這時他還在為平叛效力，提議會同鎮南將軍舒恕所部從貴縣（廣西貴縣）、他同總督、提督兩臣由潯州（桂平）水陸進取武宣（廣西武宣）。聖祖批准了他的進兵計劃。【《平定三逆方略》，卷51，5頁。】之信很快奪取了武宣。

　　聖祖表面上批准之信進兵武宣，而暗中指令「密圖擒拿」。宜昌阿至廣州即設計逮捕他。【《清聖祖實錄》，卷90，17頁。】宜昌阿與王國棟等密謀，密令總督金光祖、提督折爾肯、總兵官班際盛、副都統金榜選等赴武宣逮捕之信。之信毫無思想準備，當金光祖等宣讀「聖旨」，之信「即下馬解胄，自系鐵組」，被帶回廣州監禁起來。之信不服，上疏自辯。聖祖一時不忍下手處置，命將之信押解京師對質詢問。

　　之信被囚，權勢已失，其藩下都統王國棟便擅自行動，查封王府庫藏，「恣取資財，肆行無忌」。藩下長史李天植等憤憤不平，勃然大怒：「國棟陷身旗奴，要不是先王（指可喜）賞識，破格提拔，豈能有今天！如今他既不替公（之信）辯白冤屈，又不遵旨將公送入京師聽候勘問，卻如此恣意妄為，是將圖謀不軌。」他與心腹計議，將忘恩負義之人王國棟殺死。這件事，之信事先一無所知，因此也就不存在他跟李天植等密謀殺害王國棟的問題。【以上見《尚氏宗譜》，卷2，「大房」。】清官方卻作了這樣的記錄：「尚之信謀益急，令其弟尚之節等陰糾黨羽，誘殺王國棟，欲為亂。」【《清聖祖實錄》，卷90，19~20頁。】此系誣辭，不足為信。王國棟剛被殺，暗中監視尚之信的賴塔趁機出兵，將尚之節、李天植等參與其事的人一併逮捕。

　　尚之信的本意，既然自己被人告發，就應遵從聖旨「本身就法」。他堅信「媒孽之誣」是蒙蔽不了皇上的聖明的，他「見天（指聖祖）有日」，一切都會分辯清楚的。他正在被監禁，不想也不可能幹出謀殺王國棟而「欲為亂」的蠢事來。他認為，這不但救不了他的命，相反只能傷害他。當他聽到王國棟被殺的消息，不禁愕然，長歎不已，他認為這是「倒行逆施」，幫了倒忙，只能加重他的罪過。【《尚氏宗譜》，卷2，「大房」。】

　　在賴塔、宜昌阿審訊李天植等人時，他們一口咬定此事與尚之信毫無關係，是他們自己所為，自認責任和後果由他們來負。還有舒氏、胡氏也翻供，稱：「之信無謀叛跡」，前揭發他的那份奏疏，都是王國棟偽造的，借她們的名義寫的，她們根本就沒有揭發過自己的兒子，也不知有這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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