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113)_李治亭

一一三

　　平定三桂叛亂後，康熙二十一年始修的《平定三逆方略》，將上述一段記載中又加進了「易服改旗幟」一句話。其後修的《逆臣傳》、《清史稿》等有關尚之信「叛變」的事，皆出自《實錄》與《平定三逆方略》。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朝始修、至乾隆四年完成的官修《八旗通志》（初集）尚可喜傳中，對之信發動兵變、守可喜府第，可喜自盡等情節，隻字未提。只提到「兩粵東西交訌」，藩下部分將領叛歸三桂，致使「人情洶洶，罔有固志」，「可喜年老，不勝憂憤」。僅此而已。康熙、雍正兩朝都由官方修史，為何對尚之信「叛變」一事記載差異如此之大？《八旗通志》不載此事，顯然不能說出於疏忽，而是對此事有所核訂後，才略去了《實錄》的這段內容的。質言之，不認為之信降吳。

　　董衛國的疏報中一句話：「鎮南將軍舒恕等引兵歸」頗耐人尋味。這說明，之信「叛」時，並沒有發兵攻擊舒恕，雙方根本沒有交戰，也沒有任何傷亡，而舒恕自動「引兵歸」即北返，離開廣州。至於被圍在肇慶的副都統莽依圖，尚不在之信的兵力所及範圍之內，只能「突圍」而走。舒恕與莽依圖沒得聖祖命令，遇敵不戰，擅自北返，這其中必有文章。《尚氏宗譜》明記：「潛引將軍舒恕率滿洲官兵入京，一無所損。」這與董衛國所報「引兵歸」完全吻合。很清楚，之信已于事先與舒恕等達成默契，在敵強我弱、眾寡懸殊的情況下，之信的不得已而取此「降吳」之策，已得舒恕諒解，在之信的暗中協助下，他才得以率部「一無所損」地北返了。

　　令人再思考的是，聖祖在得到尚之信「叛變」、舒恕「引兵退」的消息後，既未動怒，也未加一句責怪舒恕臨陣北歸的話。對此大事未予評論，未予聲討，未予部署兵力阻擊之信，而是放置一邊，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卻把注意力放在江西方面，僅說：「廣東變亂，江南、江西殊屬可虞。若閩粵諸賊，會犯京口等處，則江南兵單，難以防禦。」他稍加調整部署，注意防守京口地方，而把重兵發往江西應援，責令將軍哈爾哈齊、額楚等速取江西吉安，與將軍舒恕等「合兵禦閩粵諸寇」。【《清聖祖實錄》，卷60，15~16頁。】表面上，聖祖不能不說「閩粵諸寇」，加強防守京口。因為之信「降吳」一事屬機密，他對臣下不能說破。但從他對之信的態度和兵力部署上，看出他不以「廣東變亂」為憂。在變亂之中，他還保留一點警惕，之信能否如他所表示的那樣，他還是以防萬一，才於京口處稍為佈防。

　　那麼，之信對聖祖如何表示的？《尚氏宗譜》透露了內情：之信「以丸書（即以臘丸裹封的奏疏）入告，陽為順逆，實保地方，大兵一到，即便歸正」，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潛引」舒恕及其所部安全地撤離廣東。聖祖得此信息，給予了理解，自然就不把「廣東變亂」放在心上。這合乎情理，又合乎邏輯，順理成章。之信的舉動，已使進據廣東的廣西叛將「馬雄疑公（指之信），立營三水（今仍名，位廣州西）、肇慶，以窺公意」【《尚氏宗譜》，卷2，「大房」。】。三桂屢次催令甚至脅迫他出兵庾嶺，開闢新戰場，同清軍作戰。可他就是按兵不動，實在沒法應付，便出庫金十萬兩佐叛軍，以塞三桂口。【《逆臣傳·尚之信傳》，卷2，2頁。】他表面上，天天飲酒，不問政事，藉以麻痹三桂，「以安賊志」，三桂也以之信酗酒無度，無大志而不以為意。所以，之信從「叛降」吳，到「歸正」朝廷，共計二百八十餘天，始終沒出一兵一卒，沒同清軍交過一次鋒。這期間，他坐鎮廣州，幾乎沒有任何軍事活動。《清聖祖實錄》僅記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楊威大將軍」和碩簡親王喇布赴援廣東，途次清遠縣，「適值尚逆遣人齎書，招清遠縣知縣白啟明」，他「堅拒不從」，逮捕來使並「偽書三函」，解送軍前。聖祖得報告，表彰了白啟明，提升為候補知府。除此，什麼也沒有說。【《清聖祖實錄》，卷64，14頁。】

　　以當時形勢而論，尚之信奪了平南親王的承襲權，發動叛亂，都應該是一件大事，對朝廷是個很大的震動。但事實是，聖祖始終沒致聲討，也沒發兵征伐，完全把廣東放棄一旁，不予理睬，卻把注意力都放在江西、湖南戰場，不斷催戰。因此，作為官方的歷史文獻《清實錄》對此也毫無反應。事情不言自明：聖祖與之信已達成了默契，即聖祖理解之信「屈從」三桂之本意，只要保持廣東方面安定，使清兵以全力用於湖南主戰場，等待清兵入廣時，作為「內應」，再公開「歸正」。【《清聖祖實錄》，卷66，16頁。】

　　寫到這裡，尚之信是否真降三桂，讀者自可作出判斷。從三桂叛亂一開始，及其以後聖祖就一再指出，一些地方官員和將士有被脅從，逼迫而叛的，要體諒他們，不要把他們視為叛逆，他們何時「反正」，都要歡迎，免其一切過犯。僅舉一例，書中前已交代，曾因檢舉吳三桂而獲罪，被謫發到廣西的傅弘烈，在孫延齡叛時，他假降過去。至康熙十六年五月，他表示，只要大軍速進南安，他便「從中接應」，並自薦可獨當廣西全部平叛及地方善後之事。他要求給一「虛銜」，以為號召。聖祖對此非常高興，讚揚他「圖報國恩，忠誠懋著」，當即批復，「優升廣西巡撫」。【《清聖祖實錄》，卷67，3頁。】類似這種情況不少，即使真降而後「歸正」，聖祖都不以「叛逆」論處。所以，即使之信真叛而又很快歸正，也為聖祖的政策所允許。何況他「叛降」有因，並沒有給清朝造成任何危害，卻是保固地方，未受三桂及叛兵蹂躪。關於這一點，也被聖祖肯定下來。迄今，世人一直論定之信叛亂，把他與三桂、精忠並提為「三藩之亂」首，是缺乏分析的。

　　十一、陝甘激變

　　吳三桂在雲南發動叛亂的時候，迅速遣使各地，帶著他的信和討清檄文，約會他的舊部故交，同他一起行動。除了約會尚藩、耿藩、孫延齡等人，還有兩個重要人物，這就是平涼的王輔臣，甘肅的張勇。書中前已交代，他們都曾是三桂的部下，先後調離雲南，王輔臣赴陝西任提督，駐守平涼（甘肅平涼）；張勇則出任甘肅提督，駐守甘州（甘肅張掖）。以個人關係而論，三桂跟輔臣的關係最為親密。他在選擇使者的人選時，得知雲南援剿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一向為輔臣所親信，於是就選派他為特使，攜帶他的兩封信和任命劄二道，從間道赴平涼，都交給輔臣，令輔臣將其中的一封信和一委任劄交給張勇。

　　王輔臣、張勇都以驍勇敢戰著稱。他們為人正直，忠於職守，為三桂所器重。他非常需要他們起兵，在西北開闢新戰場，可造成南北夾擊清朝之勢。這一形勢對他將具有深遠的政治與軍事意義。因為王、張實握西北地區的兵權，手下有強兵猛將，是兩支特別能戰鬥的隊伍，無疑將給三桂的叛軍增添不可多得的生力軍。不僅如此，王與張駐防的地方，皆屬戰略要地和邊防重鎮。輔臣駐平涼，為陝西與甘肅兩省的適中之地。自明以來，山西、陝西向稱京師「右臂」，與山海關外的遼東稱為「左臂」，恰成兩個對應的戰略地區。如果王、張兩將在平涼、甘州起兵，一舉可以控制西北，而出平涼，舉足可進入陝、山，迅速逼近清朝的心臟——北京，從而構成巨大的威脅。同時，王、張的兵力足以牽制住清朝的大批兵力，三桂在湖南可以從容攻戰，而在東南沿海又有耿藩之助，這就造成東西、南北夾擊清朝的有利態勢，置清朝於不能自拔的絕境。

　　吳三桂滿以為，憑自己往日對王、張的恩情，特別是對輔臣的特殊禮遇，他們一定會聞風而動，聽命於他。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王、張無意從叛，而且予以堅決地拒絕。當王輔臣讀了三桂的信後，他首先想到的是，朝廷恩情至深，待他如心腹。他還記得，三年前，他在京準備赴平涼上任時，聖祖對他的一片厚望。聖祖愛惜他是個將才，總捨不得讓他離京遠去，眷眷之情，溢於言表。他說：「朕真想把你留在朝中，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你去不可。」特命欽天監為他選擇一個好日子動身。日期選在年內，而時已近年底，聖祖又說：「行期已近，朕捨不得你走。上元節就到了，你陪朕看過燈後再走。」又命欽天監再選擇上元節後的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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