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76)_李治亭

七六

　　三桂最看重兵權。他征雲貴時，世祖授予「大將軍印」，執掌征伐大權。按規定，事平後，即應上繳「大將軍印」，而三桂遲遲不交。康熙二年（1668年），有一內大臣對留在京師的額駙、三桂的長子吳應熊說：「以前，永曆在緬甸，邊疆事多，所以才給你父親將軍印，為的是重事權，便於集中號令。如今天下大定，還據有不還，這是為什麼？」很明顯，內大臣是受輔政大臣的委託，授意應熊作他父親的工作，趕快把「大將軍印」交上來，無論對朝廷，對三桂都可相安無事。這等於給三桂一個面子，免得由皇帝親自下詔索要「大將軍印」，有失三桂的尊嚴。應熊明白朝廷的意圖，及時向他父親通報情況。三桂不得已，這才上疏，把「大將軍印」交回朝廷，心裡卻悶悶不樂。【《庭聞錄》，卷4。】

　　吳三桂上繳了「大將軍印」，並不意味著他已失去兵權，雲貴兩省的兵權仍然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手中，而且他還掌握著很有戰鬥力的數萬軍隊，足以構成一威懾力量。他要鞏固住自己的政治地位，惟一的辦法是，不斷加強自己的軍事實力。自從他降清征討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軍、剿滅永曆政權，南征北戰，已經過去了二十餘年。當年跟隨他出生入死的一大批將領，有的已經年老，有的戰死、病死，有的中途散失，所剩無幾。三桂也已是年過半百，接近六十的老人。可以想見，人事滄桑變化之大！三桂當年所依靠的人，轉眼之間，都退出了政治與軍事舞臺。他不能坐視自己的力量的削弱。

　　於是，他開始大量起用諸將的子弟和從四面八方招來的賓客中選擇有用人才，加以訓練。戰爭已經結束，不能通過戰爭來選拔人才，只能靠平時的訓練。他以《黃石素書》、《武侯（諸葛亮）陣法》等兵書為教材，讓他們學習，掌握軍事知識，培養和提高他們的軍事素質，「以備將帥之選」，也就是把他們當作將帥的預備軍官。三桂的這一做法，對謀取前程的青少年有很大的誘惑力，刺激了他們的熱情，他們紛紛報名，踴躍參加訓練。「一時少年浮誇之士，人人自以為大將軍材也。」【《四王合傳·吳三桂傳》】

　　加強軍事力量，離不開戰馬。在當時的物資與技術條件下，馬是最重要的工具，是克敵制勝的強大手段。經過大規模的征戰，馬匹大量倒斃，從四川進來的馬匹力弱，難以臨陣，三桂密令其養子陝西總兵王屏藩、王輔臣等人，從西藏（西藩）地區選取適於征戰的勇健之馬，每年進馬三千匹，從西藏地區繞道至雲南。馬匹同武器裝備等軍用物資一樣，都受朝廷的嚴格控制，根據實際需要進行調撥。個人私運武器、戰馬，都是違法的。三桂瞞著朝廷，私自購進大批戰馬，是何用意？這裡用得上這句俗話：「居心叵測」。他擁兵自重，不能不使人感到懷疑。

　　十二、廣殖貨財

　　吳三桂受命鎮守雲貴之初，國內戰爭基本結束，朝廷開始把注意力轉到恢復和發展經濟上來，逐步採取各種措施，醫治戰爭創傷，力圖重建封建經濟。但經歷了長時間的大規模戰爭，國內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短時間內還不能收到實效，國家財政仍然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聖祖即位時，他父親並未給他留下豐厚的遺產，而是一座空虛的國庫，入不敷出，康熙初，每年尚缺餉額四百萬兩。【《皇朝經世文編》，卷29。】

　　國家困難如此，而雲貴兩省在長期戰亂之後，無處不凋殘，百姓生活尤為困苦。雲南「東接東川，西達猛緬，北拒蒙番，南達安南（越南），四周邊險，而中間百蠻錯處」，多與少數民族雜居【《八旗通志·蔡毓榮傳》，卷197，4606頁，東北師大出版社，1987年版。】，綿延數千里，這裡「原系山土瘠薄之區，刀耕火種之地」【《八旗通志·石琳傳》，卷196，4590頁。】。四境封閉，雖與貴州、四川、廣西為鄰，卻「水不通舟，山不通車」，與鄰省「從無告糴鄰封，借資商販之事」。因為「山多田少，民鮮蓋藏，官無餘積」，全省「賦稅無多，每歲供兵，俱仰給予協濟」。

　　順治十六年，洪承疇與吳三桂用兵雲南時，其糧米不得不從外省運進，同時也徵收一點本地糧米，以四斛作一石徵收，力圖減輕當地百姓負擔。另一方面，朝廷屢次「蠲免錢糧，復發帑金賑濟」【《八旗通志·蔡毓榮傳》，卷197，4607頁、4610頁、4614頁。】。這種情況，延續了十餘年。貴州全省同樣困難。所謂「地無三尺平」，以山地居多，可耕地甚少。康熙四年，貴州巡撫羅繪錦疏報：「黔省以新造之地，哀鴻初集，田多荒廢，糧無由辦。」【《清聖祖實錄》，卷15，4~5頁。】

　　鑒於雲貴兩省的困難狀況，朝廷只得從其他各省的財政中調撥糧餉，用以供養三桂王府和他的一支數萬人馬的龐大軍隊。各省的經濟也剛剛在恢復中，財政相當拮据，常常不能滿足雲貴兩省的實際需求，而路途遙遠，往往不能及時運到，無法保證供給。因此，三桂初鎮雲貴，府庫不少，卻無財帛可儲。我們從貴州平遠鎮一次兵變事件，可以想見貴州與全國各地經濟困難的程度。

　　這次兵變發生在康熙五年（1666年）三月三十日。這一天，駐守貴州平遠（原稱隴納，康熙三年更名為平遠）的清兵突然紛紛叛逃。在吳三桂的管轄區出現這一事件，非同小可。他十分驚慌，卻毫不遲疑地採取措施堅決予以制止，並趕緊向朝廷彙報，請求給予治軍不嚴的處分。朝廷得到這一消息，不免大吃一驚，追問此事的緣起。據三桂說，平遠士兵叛逃的原因，乃缺餉所致。貴州兵餉已缺六個月。又據被捕的叛兵魏璉等人供認：「六月無餉，以故叛逃。」【《明清史料》丁編第8本，706~710頁，「平西親王吳三桂密奏殘葉」。】鼇拜等四大臣代聖祖皇帝下令調查貴州缺餉情況。

　　戶部同雲貴總督卞三元及貴州巡撫羅繪錦、都察院各部，分別對此事件展開了調查。

　　經查，康熙元年、二年、三年的餉銀已經如數撥給貴州，毋庸調查。再查康熙四年度，撥給貴州餉銀總數應為七十二萬一百五十六兩九錢五分五厘。這筆巨額餉銀從三處湊集：

　　一是從貴州本省應撥出銀五萬七千八百九十八兩七錢四分中扣除。可是，貴州連這筆錢也湊不齊，尚缺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兩八錢八分，此數責成陝西出地丁銀補給。

　　一是從貴州康熙三年度存剩及四年度「截曠」銀中出十四萬七千三十一兩。一查，沒有剩餘銀兩可供撥出，便從山東調撥來隨漕耗米折銀十萬兩。還缺四萬四千餘兩，只好等到全部賦稅奏銷確數後再補撥。從山東調出來的耗米折銀十萬兩內，又有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六兩分配給江西省，在康熙五年地丁銀中抵補。

　　一是由山東調撥地丁銀五十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兩二錢一分五厘。正巧趕上山東這年發生旱災，朝廷為救災，全部蠲免，改由浙江、陝西、蕪湖出關稅，湖廣、兩浙出鹽課銀共得四十一萬八千二百零七兩一錢一分。但湖廣所承擔的十萬兩，卻無力承擔，很快又改撥陝西省地丁銀以補其不足。

　　據三桂統計，從康熙四年七月十七日第一次收到從山東調來貴州的「協餉銀」十萬兩為始，先後共七次分別收到陝西、蕪湖、江浙等省區調來的餉銀。調撥不足，就商求三桂暫借雲南的餉銀二十萬兩內動支銀十二萬九百一十兩。

　　截止到康熙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共收上述各地及借雲南的餉銀為四十八萬三千六十九兩七錢八分。按每月支給貴州兵月餉計算，這筆錢只可從康熙四年正月初一日起支到十月二十日止，尚缺四年冬季三個月到五年正月至三月末，共計六個月的餉銀。這就是說，不只平遠鎮一處，全貴州各鎮營兵有半年「無餉銀支給」。而且戶部所調撥的餉銀，由於外省遭災蠲免，屢次改撥，以至不能按期解到貴州。正如戶部指出，「若非平西王截借滇銀二十萬兩，則黔兵枵腹又不止六個月矣」！已到了忍饑挨餓的悲慘境地。

　　再查康熙五年度，應撥給貴州兵餉銀六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兩九錢九厘。按以往規定，各省調撥貴州的餉銀，一向在四月起解三分之二，至七八月才抵達貴州，因此，貴州在春季三個月無餉可支。而向雲南借餉二十萬兩，也「告乞」無餉，只能向商人借貸商銀，「湊給滇兵，庶可兩相安慰」。為此，從三桂及雲貴總督到巡撫已屢次緊急報告，催請調餉銀，終因沒有及時解決，才發生平遠兵士叛逃事件。【詳見《明清史料》丁編第8本，706~710頁。】

　　從三桂對平遠鎮兵叛逃一事所做的上述詳情報告，可以看出，雲貴特別是貴州缺餉的情況是非常嚴重的。負責解決雲貴兵餉的戶部竟被弄得手忙腳亂，各省自顧不暇，還要負擔雲貴的兵餉，不禁叫苦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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