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73)_李治亭

七三

　　清朝入關前後，為何不吝封異姓異族為王？這裡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形勢的要求。這要追溯到皇太極時期，是他開其端，首先破例，一次就封了孔、耿、尚三個異姓的漢人為王。皇太極與其父努爾哈赤不同之處，他的目標不只是在關外東北地區立國，而是要進居關內，同明朝爭天下。為實現這個目標，他打破民族的狹隘觀念，大量起用漢官漢將，不惜封王封爵，藉以籠絡和招徠大批漢官漢將，有利於瓦解明朝而壯大清朝的自身力量。對他們中功高、有較特殊貢獻的，非以仿古制封王而不足獎賞。孔、耿、尚歸清（後金），既不是兵敗被俘而降，也不是被清（後金）兵圍困而乞降，更不是孑然一身前來投靠的亡命者。他們都是先叛明並同它進行了規模不等的戰鬥，然後攜帶萬余名將吏兵丁、家口和大批軍資，主動投向清朝（後金）的。

　　這一點，皇太極看得很清楚。例如，在尚可喜率眾航海來歸時，他對滿漢蒙古貝勒諸大臣說：「廣鹿島副將（尚可喜），招撫長山、石城二島，攜民來歸，非以我國衣食有餘而來也，承天眷佑，彼自求附。」他認為後金兵「不費一弓，不折一矢，而王（尚可喜）率甲眾卷，傾心歸命，首建大勳，為國家肅清海島，此識時之俊傑，宜有以優禮之」王先謙：【《華東錄》天聰九，3~4頁。】。他在敕書中高度讚揚尚可喜「全攜兵民，盡載盔甲器械，乘危涉險，航海來歸，偉績豐功，超群出類，誠可嘉尚」【《清太宗實錄》，卷8，16~17頁；參見《尚氏宗譜》，「先王實跡」。】。他對先尚可喜歸誠的孔有德，耿仲明給予了幾乎相同的讚揚。

　　至世祖繼位時，又有吳三桂投誠。他有雄兵猛將三萬余人，接引清兵入關，聯合擊敗李自成精銳，為清兵入主中原舉行了一次悲壯的奠基禮！三桂為清朝建此大功，更非孔、耿、尚三人所能比擬。故「平西王冊」文內載其「洞識天時」，于攝政王多爾袞率軍西征之際，「遣官歸命軍前」，「開關迎入」，與清軍「破賊兵數十萬，底定中原，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賞，永堅帶礪之盟」。其後，又以平定雲貴、擒獲永曆的特大功勞，晉封親王，地位又遠遠高出耿、尚（孔有德已死）之上。有功給賞，功高重賞，是清建國以來籠絡漢官漢將的一貫政策。事實證明，這一政策鼓勵了他們矢志為清朝效力。這就是說，當初封異姓漢人為王，實是當時實行的一項特殊政策，也是清朝的政治需要而必須採取的特殊做法。

　　但是，「三王」所領之地，不是封地。聖祖在給吳三桂晉封親王的冊印中說得很清楚：「朕登大寶，特仿古制，視諸臣功德差等，授以冊印，俾榮及前人，福流後嗣。」【《明清史料》丁編第8本，701頁。】這段話概括地表達了自皇太極以來，封王與歷代的那種分封有著根本的不同。清朝的做法，僅在封王的名稱上「特仿古制」，而在實質內容上卻有別於歷代的分封制。周代以後的分封諸王，多各有自己的領地，在這塊領地上享有全權，實則是國中之國。清代所謂封王，是爵位之名，地位崇高，待遇優厚，不具有封藩的意義。即使皇室中封王的，也不給封地，都住京師，不具有政治權利，只有他們出任朝廷某種職務時，才握有該職務所規定的一種權力。

　　當初皇太極所封孔、耿、尚三王分駐遼陽與海州（今遼寧海城），此為駐防地，並不是封地。順治時，仍然沿襲這一體制，並無根本性的變化。當時，正處於千軍萬馬縱橫奔馳的征戰狀態，一無藩地，二無特殊權力的規定，不過待遇比關外更優厚些。當戰事稍緩，大規模戰爭逐漸結束時，便把他們陸續調到關外各自的家鄉駐防。尚可喜于順治二年自江西班師，「還鎮海州」【《貳臣傳·尚可喜傳》】，孔有德與耿仲明「還鎮遼陽」【《貳臣傳·耿仲明傳》】。與此同時，吳三桂在追擊李自成致其死後，也班師回京，「出鎮錦州，所部屯寧（遠）、錦（州）、中右、中後、中前、前屯」等清軍入關後不設防的已棄城鎮。【《清史稿·吳三桂傳》，卷474，12837頁。】

　　然而，形勢的發展，再次把他們推上歷史的舞臺。在李自成犧牲後，其主力也被消滅，而餘部仍活躍在西南地區，與張獻忠部聯合起來進攻清軍；亡明的部分將領也在南方各地集合散兵潰卒，不時地攻城奪地，先後出現了弘光、隆武、永曆等南明政權，構成了一股強大的抗清武裝力量。這些武裝抗擊活動相當頑強，清軍反復征剿，還是此伏彼起，鬧得「疆圉弗寧」。清朝統治集團已經意識到，在完全陌生、政情與民情及氣候條件複雜的南方，單靠滿洲或蒙古八旗兵無法取勝。因此，世祖與多爾袞只得再次起用諸異姓王的部隊，來對付難以力敵的農民軍余部和南明的殘餘勢力。順治三年，回到關外才一年多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奉命南征。同年，三桂奉命西征，「移鎮漢中」。從此，他們一去不復返，為清朝守禦鞭長莫及的南疆。這一切，從根本上說，完全是出於統一全國、鞏固清政權的長遠需要。

　　上述情況表明，清朝給予他們的只是駐防地，而不是封藩的領地。這就是，賜爵號而不「賜土」。

　　既然王爵不具有政治的與行政的權力，朝廷便臨時授予他們某種特殊的權力。這樣，王爵加上授予的特權，才使他們名高權重，得以發揮政治指導作用，換言之，可直接參加或干預國家的政治生活。世祖在世時，命三桂留鎮雲南，授予的權力包括：兵權，軍隊出征的指揮權；財權、錢糧、兵餉的支配權；民政權，民事庶務、地方興除的管理權；人事權，當地官員考核、甄別薦舉、彈劾、罷斥的任免權及賞罰權等等，地方一切事務，均授予裁決權，連本省的督撫大員也置於他的監督之下。朝廷在授予異姓王對當地的一切權力時，還特別規定：中央「內外各衙門不得掣肘」。三桂只對皇帝負責，「遵奉」皇帝的旨意行事。中央各有關部門對三桂所作所為只能是履行必要的手續，而不能干涉，更不許隨便阻止。聖祖即位之初，又把貴州全盤交給了三桂，規定了享有同雲南一樣的權利。對尚可喜、耿繼茂二王也作了同三桂相似的規定。恰恰是這些特權規定，使三王具有封藩、裂土分封的意義。

　　無論是世祖、聖祖，在授予上述特權時，都強調此系臨時辦法。主要考慮到雲貴、兩廣、福建新近開闢，情況複雜，局勢還不夠穩定，不得已而行此暫時辦法，希圖借助他們的威望和兵力來儘快恢復和確保正常的社會秩序。實際上，「三王」的統治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軍事管制。

　　朝廷卻不曾料到，它給予的這些特權竟被三桂等「三王」所利用，為他們保持和發展個人的勢力創造了條件。

　　三桂充分地利用了朝廷所給予的權力，極力擴充和發展自己的勢力。他留鎮雲南伊始，就從軍隊入手，部署自己的力量。

　　吳三桂剛留鎮雲南不久，首先提出請設「雲南援剿四鎮」，在軍事組織上安設重要將領為一個方面的統帥。順治十七年十月，他的請求被批准，以朝廷的名義正式下達了任命。【《清世祖實錄》，卷141，11頁。】「援剿四鎮」及其將帥是：

　　雲南援剿前鎮總兵官，以四川右路總兵官、右都督馬甯充任；
　　雲南援剿左鎮總兵官，以四川左路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沈應時充任；
　　雲南援剿右鎮總兵官，以湖廣益陽總兵官、署都督同知王輔臣充任；
　　雲南援剿後鎮總兵官、以都督同知楊武充任。

　　四鎮並不駐紮在昆明，而是分駐雲南四個重要地區：左鎮駐武定府（武定）、右鎮駐曲靖府（曲靖）、前鎮駐楚雄府（楚雄）、後鎮駐洱海衛，即雲南縣（祥雲）。各鎮的軍事建制，在總兵官之下，設中、左、右遊擊3員、守備3員、千總6員、把總12員，計有騎兵600名、步兵1500名、守兵900名，此即為一鎮之兵，共3000名，四鎮為12000名。【《雲南通志》，卷13，「兵防」。】這四鎮，頗類後世的四大軍區，其總兵為該地區的最高軍事長官，均隸屬三桂。至叛清時，這四鎮兵是他的主力部隊之一。

　　由於雲南剛剛平定，極需要加強軍事防守，這符合清朝的根本利益，故三桂一請設四鎮即准。同一天，世祖又批准了一批武職人員充任雲南各地區的軍事長官。他們是：

　　原任經略洪承疇右標提督總兵官、左都督張勇，為鎮守雲南臨安（建水）、元江（今仍名）、廣西州（滬西）等處總兵官；

　　原任湖廣左路總兵官、右都督張國柱，為鎮守雲南永昌（保山）、順甯（鳳慶）等處總兵官；

　　原任湖廣中路總兵官、署都督僉事閻鎮，為鎮守雲南大理、鶴慶（今仍名）、麗江（麗江納西族自治縣）、永北（永勝）等處總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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