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19)_李治亭

一九

　　閣部議久不決，他又進一步申明撤寧遠勢在必行：「寧遠孤城，其勢必棄。今日棄之為棄地，明日棄之為棄人。棄地已不可，棄地兼棄人更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收用，（不可）委之敵人。今寇旦夕至，若使來捍京師，一舉兩得。」他要求六科共同署名，但他們相互推諉。麟征氣極，獨自署名，將這一奏疏交崇禎，但崇禎卻扣留了奏疏，不批示，不下發。【《明史·吳麟征傳》，卷268，6858頁。】接著，麟征又補充一疏，寫道：「邊臣不可令有懼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讀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懼心，始以裹屍自任，終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勢方張，不早徙近，捍衛京師，何所恃乎！」【《庭聞錄》，卷1，2頁。】參見《三垣筆記附識中》】

　　從吳麟征的奏疏中，我們才得知三桂已給崇禎上過奏章，言詞懇切，透露出他孤守寧遠的恐懼心情，如奉命堅守到底，勢必一死，卻也不敢明確說出撤寧遠的意見，有「不忍言之意」，立誓效死疆場，馬革裹屍，為此，他向崇禎為他的父親和弟弟乞恩，給予格外關照。很明顯，三桂的陳述，已暗示了他主張撤寧遠之意。【《明季北略》，卷20，368頁。】

　　稍有點政治頭腦的人，不能不認識到撤寧遠遼兵，集結於山海關至北京近郊一帶，是惟一可取之策。吳麟征的疏言，已清楚地闡明撤寧遠、調三桂守關的極端重要性。可是，廷臣們囿於以往成見，不知通權達變，以「棄地」為恥，而不顧形勢已發生大變，根本不考慮農民軍正日益而迅速地逼近京師所造成的嚴重危機，更出於惟恐得罪於崇禎的明哲保身的私心，頑固反對棄寧遠，對吳麟征的疏言完全不予理睬。這時，陳、魏等人又想出一招，建議崇禎召見三桂父吳襄，徵求棄寧遠、守關門之議。二月十二日【《崇禎長編》，卷2，75頁，記召見吳襄為二月十六日（乙亥），《平寇志》，卷8，183頁及《國榷》，卷100，6025頁，記為二月十二日（辛未），今從此說。】，崇禎在中左門召見戶兵兩部和吳襄，徵詢「棄地守關策」。

　　吳襄明確而堅定地說：「祖宗之地尺寸不可棄！」

　　崇禎明知他害怕承擔「棄地」的責任，忙解釋說：「此朕為國家大計，非謂卿父子棄地也。」話又轉到三桂能否對付農民軍：「賊勢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吳襄胸有成竹地說：「臣揣賊據秦晉未必來，即來亦遣先驅嘗我耳。若逆闖（指李自成）自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獻陛下！」

　　崇禎聽吳襄說得如此輕鬆，不禁笑了，說：「逆闖已百萬，卿何言之易？」

　　吳襄分辯說：「賊聲言百萬，實不過數萬耳。中原烏合，未遇邊兵交手戰。」他指斥以往諸將所率之兵皆無戰鬥力，遇農民軍非潰即降，以五千人往，就等於給對方增加五千人；以一萬人往，則又增加一萬人，遂使農民軍越聚越多，勢力愈加壯大；相反，明兵勢力越發衰落下去。他又說，如今農民軍屢勝而驕，是因為沒有遇到強勁的對手。他向崇禎保證：「若以臣子之兵當之，直成擒耳！」

　　崇禎便詢問他們父子的兵力：「卿父子之兵幾何？」

　　吳襄忙頓首請罪：「臣罪萬死！臣兵按冊八萬，核其實，三萬餘人，非幾糧不足以養一兵。此各邊通弊，不自關門始也。」

　　崇禎又問：「此三萬人皆驍勇敢戰乎？」

　　吳襄說：「若三萬人皆戰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過三千人可用耳。」

　　崇禎很驚訝：「三千人何以當賊百萬。」

　　「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國恩以來，臣所食者粗糲，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紈羅紵綺，故臣能得其死力。」

　　話題由兵數轉到糧餉：「需餉幾何？」

　　「百萬！」

　　崇禎一聽「百萬」，不禁嚇了一跳。忙驚問：「即論三萬（人），何用多餉？」

　　「百萬猶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數百金（畝？）莊田，今舍之入內，給何地屯種？額餉少十四（個）月，作何法請補？關外尚有六百萬生靈，委之非算，今驅以同入（關），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論，百萬（兩）恐不足以濟，臣何敢妄言！」

　　吳襄算了這筆「百萬」賬，崇禎也只好認了，但一想國庫空虛，如何能拿出百萬兩？不禁面帶淒色，說：「國庫止有七萬金，搜一切金銀什物，補湊二三十萬耳。」【《綏寇紀略補遺》（卷上），36~37頁。】

　　吳襄這番議論，竟是信口開河，大話連篇，崇禎卻被他說動了心。這些年來，官兵越剿殺，農民軍仍不見減少，卻日益發展，官軍也越敗得慘，不可收拾。吳襄所列舉官軍敗績，不足以對付農民軍，多少也道出了些實情。另一方面，吳氏父子所領「邊兵」畢竟沒同農民軍作過戰，他吹噓他的兒子三桂敢戰，能擒住李自成，這肯定會給崇禎留下深刻印象。但當前最緊迫的問題是撤甯遠援京師，吳襄作了否定的回答，弄得崇禎又沒了主意。

　　儘管崇禎已有撤寧遠的想法，也得到了京外許多督撫的贊成，但以陳演、魏澡德為首的廷臣們仍抱定「棄地非策」的主【見《流寇志》，卷9，149頁。】，聲明：「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就是怕崇禎事後以「棄地」論罪，所以咬定不能撤。【《明史·吳麟征傳》，卷268，6858頁。】參見《明史紀事本末》，卷79，1375頁。】議撤寧遠足足折騰了一個多月，由於閣臣們反對，崇禎自己也不願承擔「棄地」的責任，就把這件事關國家命運的大事給壓下去了。

　　誤了寶貴的時間，失去了良機，京師終於無可挽救了！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農民軍已兵臨宣府城下，正向京師逼近。宣府距京師五六百里，指日可達。告急文書傳來，舉朝驚慌。崇禎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問「戰守之策」。諸臣默默無語。崇禎歎了口氣，憤憤地說：「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耳！」說完，拂袖而起，恨恨地離座而去。【《石匱書後集》，卷1，36頁。】

　　隨著形勢的急速惡化，京城內人心惶惶，謠言四起。有一起謠言，說吳三桂投降了清朝。廷臣不勝驚懼，崇禎急忙詢問吳襄，核實此事。吳襄很肯定地說：「三桂忠孝，必不至此。」經此解釋，崇禎和廷臣才放下心來。【《明季北略》，卷24，「流寇大略」；參見《國榷》，卷100，6065頁。】

　　面對極其危險的局勢，廷臣們仍無一言可進。京外督撫大都認為撤甯遠援京師為便，崇禎這才後悔不用吳麟征之議，趕急把扣留的奏疏發下，決定棄甯遠以衛京師。為了挽救覆亡的命運，他不惜用重賞、高爵位來激勵將士用命。三月四日，崇禎手詔賜封吳三桂為「平西伯」，與三桂同封的還有左良玉、唐通、黃得功，皆封伯，後又補封劉澤清為「平東伯」。另給劉良佐等二十余員將官晉級。

　　六日，崇禎下令棄寧遠，徵召吳三桂、薊遼總督王永吉、薊鎮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率部入京「勤王」。【《流寇志》，卷9，152頁，參見《明史紀事本末》，卷97，1379頁。】崇禎發出徵召全國兵馬「勤王」，卻幾乎無人響應。劉澤清謊報墜馬，腳受傷，藉故不奉詔。吳三桂、王永吉等離北京遠，何時發兵，尚不得而知。只有唐通部離北京近，率八千人馬先到北京。這真是杯水車薪，怎能救得了明朝的危亡！況且唐通其人「口辯無勇略」，也是無濟於事的。【《明史·曹變蛟傳》，卷272，6981頁。】崇禎視之如救星，當即給予重賞，封「定西伯」。唐通慷慨激昂，表示不辱君命。不料他與監軍太監杜之秩率部赴居庸關防堵農民軍時，投降了李自成，居庸關不守而破。此關是北京的門戶，農民軍一無阻擋地直趨北京。

　　崇禎直到農民軍已臨近北京門戶才下令撤寧遠，徵召吳三桂等入援，可惜為時太晚了。明政權已亡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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