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18)_李治亭

一八

　　崇禎正計無所出時，忽然將三桂的父親吳襄調京候用。吳襄得旨，於十七年正月初，即攜帶家眷進京。表面看，是因為「秦寇勢迫，調襄入京協守」【錢士馨：《甲申傳信錄》，卷8，139頁。】。實際上還有更深的一層原因。在調吳襄進京之前，他作為「廢將」已退休在家，閒居數年，連「俸廩」也給取消了。崇禎十六年十一月，經薊遼總督王永吉代為請求，崇禎批准「給吳襄俸廩」【《崇禎長編》，卷1，34頁。】。這次把吳襄調進京，授予提督禦營的要職，顯然是重用。崇禎看得明白，吳三桂手握重兵，關外防務全依賴此人，為籠絡他，不能不重用其父。三桂的親屬故舊多已降清，也難保三桂不受其誘勸，隨時可能被招降。崇禎把其父及家屬升調北京供職，實則也有拘為人質之深意，以此來穩住和牽制三桂，絕其降清之念。應該說，崇禎的這一策略，對三桂至少在心理上能產生某種影響。

　　崇禎調吳襄進京，無補於大局的好轉。相反，整個局勢繼續迅速敗壞下去。崇禎和他的大臣們已苦於拿不出一項切實可行的對策，每天君臣問答，章疏不少，議論紛紛，不過是坐而論道，紙上談兵，各持己見，相互扯皮，敷衍塞責。其中，有個官左中允的李明睿秘密提出：「惟有南遷，可緩目前之急，徐圖征剿之功。」都城南遷，事關國家根本，崇禎雖早有此意，又擔心遭群臣反對。及至徵求大臣們的意見，果持異議，也就不了了之。【《流寇志》，卷9，136頁、141頁。】這時，崇禎便想到可否調守邊將士進關防堵農民起義軍。他一想到此事也難，說：「此時兵在關門，大將俱在各邊，調遣甚難，奈何？」李明睿表示：「關門兵不可盡撤，各邊大將不可輕調。」他建議就近京八府處招募兵員。然而，在「府庫殫竭」的情況下，招募又談何容易！【《流寇志》，卷9，137頁。】

　　招兵困難重重，而現有的明兵在各個戰場上幾乎都不是農民軍的對手，敗報不斷從前線傳來，使崇禎日益陷入絕望之中。他反復思量，誰能擔任抵禦農民軍的重任。於是，他猛然想起了吳三桂，年輕有為，身任邊疆要職已多年，積有實戰經驗，若將此人調來，一定不會辜負他的委任。崇禎的想法，不失為一個補救措施。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正式提出這個想法，向大臣們徵詢意見。誰也不否認吳三桂在當時總兵這一層高級將領中享有頗高的聲望，人們皆稱「三桂敢戰」，他所率領的遼兵號為關門「勁旅」。【《綏寇紀略補遺》（上），33頁。】

　　調他進關征剿農民軍，應當承認，他是一個合適的人選。此事本來是不會有爭議的。但是，與崇禎的願望相反，圍繞調三桂一事，卻又引出了一場紛爭。崇禎這個人，虛榮心很強，總怕大臣們揭短，特別是出了問題時，他會把責任一股腦兒都推到辦事大臣的身上。為了保全個人的尊嚴，不惜陷人於死。他妄殺兵部尚書陳新甲即是一例。在明兵被農民軍打得丟盔卸甲時，他曾打算與清兵議和，以便騰出力量對付農民軍。此事只有他與兵部尚書陳新甲知道，崇禎特囑他秘密進行，惟恐大臣們知道要受到攻擊。豈料陳新甲做事疏忽，明跟清議和的事很快張揚出去。大臣們以跟「虜」談和為恥，群起而攻擊陳新甲，紛紛質詢是否有此事？如有，就是「陳新甲主和辱國」【［明］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上》，「崇禎」，191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崇禎很惱火，嚴厲指責新甲，而新甲不服，不但不認錯，還自以為有功。崇禎怒不可遏，批准把他處死。【《明史·陳新甲傳》，卷257，6639頁。】可憐的陳新甲竟做了崇禎的替罪羊。這是崇禎十五年的事，人們記憶猶新。

　　目前，在調三桂進關的問題上，他又耍此手段。他很清楚，把三桂及其精兵調進關，也就等於把寧遠放棄給清兵，他怕落個不戰而棄祖宗土地的罪名，企圖把「棄地」的責任推諉給諸臣共同承擔。他委婉地說，此次只調三桂和五千精兵，關外「余兵尚多」，尚可維持局面，但又說：「此等重大軍機應行與否，原應先生每（們）主持擔任，未可推諉，延緩誤事。」【蔣德璟：《愨書》，卷11。轉引自顧城《明末農民戰爭史》。下同。】崇禎一席話，就把這樣的大事輕輕推給了諸臣，讓他們承擔「棄地」的後果責任。

　　調三桂所部，關係寧遠是否放棄，直接涉及國家安危。崇禎當斷不斷，卻有意推卸責任。諸臣多久歷朝廷，深知崇禎的心術，誰肯自取殺身之禍！他們便唱高調來應付，巧妙地把責任再推給崇禎。首輔陳演冠冕堂皇地聲稱：「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急，寧（遠）兵萬不可調。」寸土也不能丟棄，表示不同意撤寧遠。【［明］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中》，219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參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24，「聞警求去」。轉引自《明末農民戰爭史》，《明史·陳演傳》，卷253，6547頁；《庭聞錄》，卷1，2頁。】他也明白，維護而不是丟棄國家土地到任何時候也不致有罪。因此，他明裡稱讚崇禎的主意可取，暗裡又婉轉塞責。如他說：「第關（山海關）寧（遠）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為奴（指清兵）所畏，不獨寧遠恃之，關門亦恃之。雖緩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壯。倘一旦調去，其餘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如「萬一差錯，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機，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實未敢輕議也」。最後，他誠惶誠恐地表示：「臣等迂愚無當，誠不敢以封疆嘗試，伏乞聖裁。」

　　剛提升為兵部尚書的張縉彥一句話點中要害：「三桂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棄不棄，兩言而決耳。」可是他並沒有「決」出個所以然來，崇禎無法，不得不說出他的決定：「收守關（山海關）之效，成蕩寇之功，雖屬下策，誠亦不得已之思。」【以上見蔣德璟：《愨書》，卷11；參見《庭聞錄》，卷1，2頁。】崇禎做出了決定，陳演仍不肯承擔責任，又召集閣臣們會議，浮議一通，不敢說真話，有主張不可調的，有持兩可的，有主張南遷的，意見歧出，莫衷一是，不過敷衍崇禎的諭旨而已。陳演故意拖延，繼續把責任下推：「請行督、撫、鎮再議寧遠棄後，關（山海關）門作何守法？軍民作何安頓？急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問題又返回到崇禎手裡，他無可奈何，只得又下達諭旨：「差官前去，及取回奏。」【《春明夢餘錄》，卷24。】形勢變得越來越緊迫，刻不容緩，崇禎和他的大臣們毫無責任感，上下推諉，直把責任推給了在外各督撫，等把他們的意見收攏上來，又要誤去多少時間！這豈不是誤了國家大事！

　　一晃二十多天過去了，調三桂的事還沒定下來。而農民軍已于二月八日攻下山西首府太原。消息傳來，「京師為之震動」。邊鎮各督撫得到徵求撤寧遠意見的諭旨，也在慎重考慮。薊遼總督王永吉抓住楊鶚的胳膊，歎了口氣說：「上（崇禎）倚吾薊門一旅，今所調習整練者幾何？而可以禦賊計，莫若搬關外四城而守關。召吳帥三桂之兵亟入，以衛京師。都下公卿莫肯先發，吾兩人於責無所諉，其何可以不請！」楊鶚說：「對！」極表贊成，就以兩人的名義寫給崇禎一份奏疏，建議請撤關外四城。【《綏寇紀略補遺》（上），36頁。】《三垣筆記》載2月8日王承吉上疏撤寧遠。他們認為，「前後屯失守，寧遠孤懸二百裡外，四面阻敵，防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驚，宜撤寧遠，令吳三桂統邊兵守山海關，即京師有警，關門之援可旦夕而至也。」【《庭聞錄》，卷1，1頁。參見《明季北略》，卷20，368頁。】他們指出：「不獨寧遠軍民欲入關內以圖存，即山海軍民，亦欲借寧遠兵力以自助。請敕鎮臣吳三桂料理。」【《三垣筆記附識中》，219頁。】

　　崇禎將王永吉的奏疏出示給閣臣陳演、魏澡德等人。陳演、魏澡德驚疑，不敢表示意見，卻又提出：此議應徵求各撫鎮將的意見後再定奪。他們私下竊議：「上有急，故行其計，即事定以『棄地』殺我輩，且奈何？」一語道破了崇禎為人猜忌之深，難怪陳、魏等大臣如此膽怯。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征爭辯說：「此何時而可顧後患！」【《綏寇紀略補遺》（上），36頁。參見《明史·吳麟征傳》，卷266，6858頁。】他表示完全同意王永吉的建議。崇禎徵詢陳、魏意見不得結果，又在德政殿召集科道九卿諸臣會議，討論撤寧遠的事。在眾多臣僚中，只有大學士范景文、倪元路、朱元俊等少數幾個人支持王永吉的意見，而吳麟征辯論尤為激烈。他說：「寧遠當徙與否，該撫鎮當於皇上密議之，而輔樞二臣與皇上密議之，委之盈庭，誰執其咎？然臣請任少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難，死法死敵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則夫裹革沙場、橫屍西市者，皆齎志而未瞑目者也。寧遠一鎮（指三桂）一撫，皆當今人傑，臣有三思，不覺汗淚俱下。」【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中》，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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