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14)_李治亭

一四

　　崇德八年（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祖大壽深感于清太宗的厚待，特上進取之策。他提出：宜先取關外五城（指甯遠、沙後所、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諸城，今屬遼寧綏中與興城兩縣）最為上策。他認為「彼（指明）已虛弱，燕京震動，關外驚惶，況吳（三桂）總兵罪重憂深，文武官屬，心皆恐怖。罔知所措。」應乘此時，「或收撫，或征討」。他特別提到，「先攻取中後所，收吳總兵家屬，吳襄必為之心動，吳三桂亦自然擾亂」。其餘各城，「不勞而自動矣」，寧遠失去支持，更易攻取。【《清太宗實錄》，卷64，2~3頁。】祖大壽這一建議的中心意思，還是著眼收降吳三桂。他在錦州投降時，曾許下說降三桂的諾言，至今未見實效。因此，他要清太宗出兵先攻三桂家所在的中後所城，取其家屬，逼迫三桂自動投清。但這一建議未能實施，而清太宗於半年後去世了。

　　就在祖大壽提出這一建議後的第八天，正月十九日，突然，接到吳三桂派一名叫索內的蒙古人給他送來的一封信。吳三桂終於回信，總算給了他舅父一點面子。祖大壽立即將信呈交清太宗御覽。可惜，清朝官方史書沒有把這封足以反映三桂思想的重要信件記錄下來。這也難怪，因為信是寫給祖大壽的，倘若寫給清太宗，很可能「實錄」於史書之中。儘管我們無從知道此信的內容，但從清太宗閱後給三桂的信中，多少可以窺見三桂的基本態度。清太宗的信一開頭便說：「爾遣使遺爾舅祖總兵書，朕已洞悉。將軍之心，猶豫未決。朕恐將軍失此機會，殊可惜耳。」【《清太宗實錄》，卷64，5頁。】清太宗讀了信，概括三桂的態度是「猶豫未決」。

　　這就是說，三桂已有降意，但尚未下定決心，還在考慮之中。三桂選擇這個時機給舅父祖大壽寫信，確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此時距明亡僅有年餘，明已處在亡國的前夕。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軍正在蓬勃發展，矛頭所向，確指北京無疑。關外清兵正向山海關、進而向北京逼近。關內外這兩大軍事力量，不管他們的各自利益多麼不同，而在實際上卻形成了對北京的夾擊之勢。明朝如一個垂危的病人，已失去任何自衛的能力。等待它的只有滅亡！凡有識之士已看出明亡僅是時間問題。正如明末有人指出：「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佚名：《明亡述略》序。】

　　以三桂之明哲，不會看不出這一險惡的形勢的。一年前，他拒不答覆多方勸降信，表明他對明朝尚未喪失信心。而現在覆信，至少反映他的信心開始動搖。他對降清一事「猶豫未決」，雖流露出一點降意，不過是為將來降清留下根據，把進退選擇的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究其本意，至少在眼前，他還不打算歸降，或者進一步說，他根本就沒有降清的想法。他不直接寫信給清太宗，對這位渴望招撫的皇帝一番好意不置一詞，就已清楚地說明他不想尊奉或不承認他是皇帝，只從親屬的關係上來答覆舅父的勸說。他也明知此信一定會落在清太宗手中，因此以委婉的口氣透露自己左右為難的想法，明處是求得他們的理解，而實際是婉言謝絕勸降。清太宗在給他的覆信中，又不厭其煩地闡述形勢，力勸儘早來歸。三桂不予理睬。此後，直至順治即位，還不斷招撫，也沒有使他改變主意。甚至他一度決定投降農民軍，而不投清朝。我們把這一系列的事聯繫起來，就會明白，吳三桂確實與他人不同，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就沒有降清的思想。

　　吳三桂為什麼長期堅持不降清？史學界通常有一種幾乎固定的說法，認為三桂是「明朝統治集團中最反動、腐朽、頑固的階層的政治代表」，他沒有降清，據說「是純從個人利害考慮的」，如說他有龐大的家產，父子皆貴，居於優越的地位，等等；他沒有公開降清，僅是「表面現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統治集團中不少人，包括崇禎皇帝在內」。【《叛徒吳三桂政治活動中的階級根源》，載《明清人物論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這只是說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是不盡正確的一個方面。考察三桂的主導思想，還是「忠君」的思想制約著他的行動。我們看到，在明清長期交戰中，有大批明朝將官降清，基本有三種情況，一是戰敗被俘，如洪承疇；一是走投無路，被迫接受招撫，如祖大壽二度被圍，二度投降；三是受到明朝迫害，無法自存，轉而投清，謀求生路，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在險遭明朝謀害時，毅然歸降。除此，極少自動投順，特別是在明朝高級將吏中，更屬罕見。他們生活在封建禮儀之家，接受中國幾千年來的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到了明代，思想統治更嚴於歷代，所受思想訓練亦更嚴格，他們重名節，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在朝為官，則把忠君視為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因此，明朝皇帝無論昏庸與否，也以忠心對「上」——皇帝。在同清的戰爭中，死節之士屢見不鮮，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投降。祖大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他第一次被圍于大淩河，達數月之久，城裡糧食吃盡了，殺馬吃；馬快吃完了，殺人吃，沒柴燒，以人屍骨代替。已到了如此悲慘的絕境，還是堅持下去。直到清太宗再三招撫，才被迫停止抵抗。他以智取錦州作脫身之計，重返明朝，又與清兵打了整整十年仗；最後他守錦州，第二次被圍，堅持了整整一年而後降。明朝將士這種頑強精神，清太宗十分欽敬。他認為，這都是讀書明理的結果，所以才以生命忠君不移。【王先謙：《東華錄》】天聰五年閏十一月。明末人在論及明衰敗原因時，揭露其「失德」種種，但卻肯定其思想教育可取，說：「惟學校教養之澤，涵濡人心，四方忠義之士，捐驅斷痘，迄國亡之後猶不絕，此以見太祖法制之善，曆三百年而未敝也。」【《明亡述略》序。】可以說，明朝士大夫及將吏都受此「教養之澤」，以喪名節為恥。

　　吳三桂同他們一樣，這一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雖然戰敗於松山，但仍然有寧遠，有軍隊，在這種情況下，他豈能輕易投降！中國向有輕「夷狄」的傳統大漢族主義思想，作為「天朝」的臣子，臣服于「夷人」，也為士大夫所不齒。要使他們放下架子，屈尊於「夷人」之下，一般來說，也是很難做到的。吳三桂的基本思想不會超出這個範疇的。他「忠君」的思想，較之已降的那些漢官，似可以說，更堅定些，這在以後的事變中一再表現出來。如果說，明未亡時，他尚有所恃，那麼，當命他撤寧遠進京「勤王」時，他還沒有動搖；即使明亡時，他也沒有向清求降。

　　他是清入關前明在遼東最後一個降清的人，僅以此而論，難道還不能說三桂「忠君」嗎？三桂少時就有「忠孝」之名，即忠君、孝父母，及長，他將此奉為至聖的準則。有父親在朝，他是不會違背「忠孝」而降清的。順治二年十一月，他在給世祖的奏疏中，公開說：「臣受前朝知遇最厚。」正好說明當時他恰恰是出於感恩圖報，決不肯叛明降清。【《清世祖實錄》，卷21，20頁。】一句話，他在明清關係上，直至明亡，他是堅定地站在明朝一邊的。他給祖大壽的信，表現出「猶豫不決」，大抵是敷衍塞責，不好傷害舅父的苦心，並不說明實質問題。

　　朝廷對三桂和他父親深信不疑，可以說，與日俱增，恩澤深厚。崇禎對祖吳兩家採取優容厚待的政策，以兩家為撐持遼西危局的支柱，是明得以保持遼西這塊殘土和阻止清兵進關奪權的基本力量。崇禎明知祖大壽在後金圍大淩河城時已降清，故作不知，仍給以信任；祖大壽隨同袁崇煥入援京師，因袁被逮，大壽率眾嘩變，逃離北京返寧遠，崇禎亦不加罪。同樣，三桂父以先後援大淩河城和大同得罪而一度被削職，很快又恢復職務。三桂本人在松山逃脫，僅降級而已。清太宗和祖大壽、張存仁等人所寫信中一再警告他，崇禎不會輕饒其臨陣脫逃之罪的。這樣估計，一般說來，並不錯誤，但他們沒有想到崇禎為了全域的利益，對他會採取特殊的政策。這一政策的結果，不但穩定了三桂，更使他堅定地站在明朝一邊。三桂自知逃罪之重，卻不叛明，亦說明他忠明之心不變。

　　這種情況，到了崇禎十六年（崇德八年）秋，清太宗去世，順治即位後，迅即奪取了中後、前屯，中前三城，惟寧遠孤存，處境更難於前，他仍然沒有改變自己忠明的立場。因此，用諸如財產多、在明地位高等原因來解釋三桂沒有降清，顯然是不全面的。事實上，三桂的家產大都在關外，父升官，在北京供職，那已經是很晚的事了，他在北京的時間很短，不會有更多的財產。至於地位，清太宗許諾的條件是「分茅裂土」，意即封王，恐怕比明朝給他的總兵官要高得多。伴隨而來的，財富也不會比明朝給的少。這些對三桂個人來說，是他思想考慮的因素，但主要的不在於此，實在是「忠孝」思想起主導作用，支配著他的行動。不這樣從具體人具體思想去分析問題，就會把極為複雜的思想活動簡單化，很難深刻地闡明歷史的真相。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