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12)_李治亭

一二

　　受到懲處的是王樸，以臨陣「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開庭審訊。這種不公平的處置引起朝廷輿論譁然。禦史郝晉發言：「六鎮（指已逃活命的馬科、李輔明、白廣恩、吳三桂、王朴、唐通。另二鎮總兵曹變蛟、王廷臣死守松山沒逃，後城破被殺）罪同，皆宜死。」他認為，六鎮總兵都應按逃罪處死，而朝廷只問罪王樸，卻不追論其餘五人之罪是不公平的。郝晉對此大為不滿，特別提到，「三桂實遼左之將，不戰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書陳新甲覆議，向崇禎提出處理意見：只斬王朴，勒令馬科立軍令狀，再有失誤必處死。三桂失地，也應斬首，但姑念其守甯遠有功，可與李輔明、白廣恩、唐通等貶秩，充為事官。【《明史·曹變蛟傳》，卷272，6979頁。】崇禎帝批准，於崇禎十五年（崇德七年）五月十九日將王樸處決。【《國榷》，卷98，5927頁。】三桂僅受到降級處分，仍守寧遠。職方郎中張若麒受到朝野譴責，要求重處，遲至八月末逮捕處以死刑；十一月，兵部職方主事馬紹愉給予削籍的處分。【《國榷》，卷98，5940頁、5949頁。】

　　吳三桂自投身行伍以來，一向以「敢戰」而著稱，他顯著的軍功和飛速晉升，已成為朝廷內外軍事上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晉升為總兵，獨掌一方帥印，已說明朝廷對他的器重。這次援錦他又是八大將之一，實為一員主將。照以往的表現，三桂必能衝鋒決戰，再立功勳。出人意料的是，在至關重要的闖圍戰鬥中，他並沒有認真地進行拼戰廝殺，當王朴先逃時，他竟隨其後，逃之夭夭。他的決戰勇氣頓然消失，霎時，他對大明的忠心也不復存在。這一點，他連曹變蛟、王廷臣都不如。他們堅持與洪承疇同命運，沒有逃跑，與之同守孤城松山。三桂卻置他的老師洪承疇於不顧，自率所部揀大路先逃至杏山，再逃至寧遠。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歷史沒有給我們留下可以說明其不可告人的內心的材料。但我們只能作出這樣的解釋，即三桂為保全自身性命，也為了保存他與父親辛苦積聚的軍事力量，不惜一逃。

　　也就是說，他不願在這次不能取得勝利的決戰中消耗或消滅自己的實力。在他的將士中，其骨幹將士都是他的親丁家將充任的，這一部分人可以說是他的私人武裝力量。自明初以來，凡遼東將帥無不有自己的家丁任軍職。三桂自然不能例外。據其父吳襄說，他們父子有家丁將士三千餘人。這些家丁都效命于吳家父子，聽其指揮。在戰鬥的關鍵時刻，往往依賴他們出力。不用說，不論哪一位將帥都不會願意自己的親丁家將被消滅。事實上，在松山大戰中，他的親丁家將保存獨多，就說明了這個問題。所以三桂「不戰而逃」，不會出於別的原因，只能是為保存實力而不惜一逃。他作為一個後起的軍閥，當然懂得掌握軍隊的重要性，否則，失去實力，也就失去了他力求保持的地位。

　　朝廷不追究他的死罪，予以寬大，絕不是隨意作出的，這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吳氏在遼東已佔據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實力派。繼松山之敗，祖大壽降清，在這裡除了吳氏父子已無更合適的人選為朝廷固守這塊殘土。顯然，朝廷不敢得罪吳氏，因吳氏父子尚有可利用的價值，朝廷中有吳氏的靠山，為其開脫，也不無作用。對比之下，王樸的地位，沒有吳三桂那麼重要，他所得軍功不顯，名曰總兵，但在朝廷中並無實際影響。他在關係明朝危亡的松山決戰中，帶頭逃跑，攪亂軍心，以致各鎮將紛紛效尤。王樸的行徑惡劣，罪在不赦。按律處斬，人們無足惜。當然，也不能把所有敗將都處死。問題是，獨斬王樸，而其他各帥只給以降級的象徵性處分，這就看出三桂等人與王樸在朝廷心目中的懸差的地位了。後來的事變，恰恰證明此次戰敗對三桂的前程絲毫沒有影響，相反，繼續得到晉升。

　　不管怎麼說，吳三桂做了松山決戰的一員逃將。這在他為明效忠的歷史上是一頁並不光彩的記錄。也許因為這一逃，保全了身家性命與實力，歷史卻在不久的將來給了他一個機遇，使他成了明清興亡大事變中的舉世矚目的人物！

　　五、婉拒誘降

　　吳三桂先自松山，再自杏山，幾乎獨身一人逃歸寧遠，所部人馬損失殆盡，他也在所不惜了。朝廷對他仍給予信任和重用。他被提升提督後，授權寧遠遼兵和援兵都聽他調遣。對三桂來說，眼前最重要的是，搜集散亡，招募兵勇，重新集結兵力。至崇禎十五年初，三桂練兵已達一萬，【《明清史料》乙編第4本，384頁。】加上其他各鎮新練的兵，約是二萬五千之數。【《國榷》，卷97，5908頁，記為3萬。《明清史料》乙編第4本，385頁。】崇禎指使他：「整練主官兵馬，既有頭緒，著□□枹衝鋒破壘，有進無退，糜堅不抗。立解久困之圍。」【《明清史料》乙編第4本，384頁。】崇禎把松山敗後解錦州、松山、塔山之圍的重任完全託付給吳三桂了，命令他「奇正互用，馬步各驅，勵必死之心，奮無前之氣，誓師進剿，擊惰搗虛，務期一鼓解圍。庶幾除凶雪恥」【《明清史料》乙編第4本，385頁。】。顯見，吳三桂這時已成為明在關外的惟一依靠了。而他依靠這支重新組織起來的軍隊，繼續堅守寧遠。

　　吳三桂自知犯有逃罪，也許出於贖罪之念，他在松山戰後的第二年，即崇禎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松山剛破，便與另一逃將白廣恩等率兵四千，試圖組織一次進攻。他們進至塔山紮營。塔山已處在清軍的圍困之中，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至高橋，與清兵遭遇，但「不戰而退」。三桂此次軍事行動，大抵是試探清軍虛實，並非是尋找清兵展開戰鬥。【《清太宗實錄》，卷59，10頁。】

　　過了四天，三月八日，祖大壽在完全絕望的情況下，願獻城投降。他向圍錦的清將諸王許下諾言：「我若歸順，寧遠亦可得也。」諸王准降。於是，錦州經一年的圍困。終於不戰而克。錦州一破，「諸王議取寧遠之策，當乘大壽妻子尚未搬回，總兵吳三桂尚未交替之時，亟當前往」【《清太宗實錄》，卷59，10頁。】。他們認為，吳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換，當乘其尚未撤換之時，利用祖大壽在甯遠的家屬與他的親屬關係，一舉奪取寧遠。但是，吳三桂並不想降。據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與多羅睿郡王多爾袞奏報：他們曾派人到寧遠，想與祖大壽的兒子取得聯絡。守城官員知大壽已降，不許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對城上喊話，城上守官沒聽幾句，就不予理睬。此項取寧遠計劃遂告落空。【《國榷》，卷97，5908頁。】

　　松山、錦州相繼攻取，杏山、塔山日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轉向寧遠。此城距錦州僅兩百里，騎兵瞬間可至。甯遠原先有錦州及松山諸城作屏障，明兵進退自如。而此時，寧遠已直接暴露在強大的清兵面前，駐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失去安全感。明朝謀臣、統帥最擔心的是，清兵隨時可以直驅城下，以圍錦的戰術來圍寧遠。【《清太宗實錄》，卷59，24頁。】

　　清朝內部確有人主張乘清兵大勝，迅速取寧遠。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理事官馬國柱、雷興等漢官向清太宗建議說：「今錦州既下，寧遠驚駭，山海潰亂，燕京震動，明總兵吳三桂以松、錦失守之故，既踏可殺之罪，今祖氏全歸，吳鎮自不能安，又必有脫死之術。祖氏之子婦在寧遠者，已心切來歸矣。況其為祖鎮之遺類，與其在門牆者，豈不畏死而求生乎！」因此，大軍當乘機臨于寧遠，「聲言吳兵所屬各官之罪，搖動其志」，必能得寧遠，「未必不如得松山後，即得錦州之速也」【《清太宗實錄》，卷59，15頁。】。

　　儘管清朝中有此主張，明朝所擔心的事並沒有發生。因為清太宗還不打算乘勝加兵于寧遠，他以為處於驚慌失措中的甯遠明官兵無力抗拒清兵的攻擊，可以傳檄而定。他在處理錦州明官兵及家屬時，特別強調，凡在錦州的原屬寧遠等處的官員，一律「留養」保全，不得傷害。【《清太宗實錄》，卷59，17頁。】看來，他要用招撫的政策，不動干戈地得到寧遠。同時，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駐于寧遠以西的大路，保持對吳三桂的軍事壓力。他指示在前線的諸王貝勒，說：「寧遠之人，若欲歸順，令我軍入城，必索城中大員為質，命我兵嚴守城門，然後可入，不然，恐墮其計。」【《清太宗實錄》，卷59，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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