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2)_李治亭

二

　　自明代始，徽州經商之風頗盛，多以經商致富，其中亦不乏家資巨萬的富商大賈。他們的活動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故有「徽商」之譽。他們惟利是圖，不顧風險路艱，無所不至。《管子》一書對商人作了這樣的描述：商人販運，加倍行路，夜以繼日，雖行千里而不以為遠，是因為「利」在前面吸引著他們。漁民入海，海深萬仞，在風波大浪的危險中航行數百里，晝夜宿於海上，是因他們追逐的「利」在大海之中。【原文見《管子》，「禁藏」篇。】商人趨利所至，家隨人遷，也是常有之事。三桂的先人出自經商成風的徽州，不能不參與商業活動，如以販賣遼東馬匹為其營生，最後「流寓遼東」，也就成為可能。

　　三桂的先人何時遷至遼東？歷史文獻也沒有記載。但是他的「祖父墳園葬立中後（所）」，提供了重要參考。這是三桂于順治五年（1648年）在向朝廷的一份奏疏中透露的。三桂有大功於清朝，世祖賜封為王，又榮及已故祖父，「特賜葬祭」。顯見他的祖父去世未久。又據三桂自敘，他「生於遼，長於遼」，故把中後所看成是他的家庭之「源」。【《明清史料》丙編，第7本，658頁。】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早在三桂的祖父一代，他們全家就已遷來遼東，祖父病故後，就埋葬在中後所。三桂的父與繼母及弟三輔「俱死寇難」（為李自成所殺），他們的葬地很可能也在中後所。順治二年十一月他曾為之請，從優賜恤。【見《清世祖實錄》，卷21，20頁。】

　　有的書說三桂的「祖墓在錦州」，他反叛清朝後，被「掘而棄之」。【王一元：《遼左見聞錄》（手抄本）。】還有的史書說甯遠（遼寧興城）也有三桂的先人墳墓，俗稱「吳王墳」。據說該城還有一處三桂先人墳園遺址，有碑記「驃騎將軍吳公先瑩」等殘留的字。【（民國）楊蔭芳：《興城縣誌》，卷10，15頁。】在我們已掌握的有關三桂的歷史檔案和其他資料中，尚未發現他曾提到在上述兩處有他的祖墳的事。如果確有的話，可能是吳氏族人的墳，人們誤以為是三桂的祖墳。這一情況，似乎可以說明三桂的祖父輩「流寓遼東」時，先居於錦州一個時期。錦州是明廣甯中屯衛、廣甯左屯衛的治所，地方高級官員如遼東巡撫曾駐于此。

　　錦州坐落于小淩河畔，南臨海，北依蜿蜒起伏的醫巫閭山，中有平川，兼有川海之利，又是陸上交通樞紐，扼遼西的東端，為關內外商旅往來必經之地。明中葉以後，它已發展成一座政治與軍事並重的城市。錦州的有利的自然條件和戰略地位，吸引著關內人來此居住謀生，促進了它的經濟與商業活動的發達，是遼西地區的政治與軍事中心。因此，三桂的先人一進入遼西，就為錦州的繁榮所吸引，先在錦州立足，而後遷至中後所，成為吳氏家族的穩定居住地。寧遠居於錦州與中後所之間，三桂和他父親吳襄都曾在這裡生活過，特別是三桂發跡後，多年駐守此城，他的家屬和部分族人自然也住在城裡，並擁有一定的家產，這是沒有疑問的。難怪人們有的說他家在錦州，有的說他家在寧遠，有的說家在中後所。因為這三處是吳襄父子往來之地，他們的軍事與政治活動也多集中在這一地區。不錯，人們的種種說法各含有一定的真實情況。

　　可以想見，當吳三桂的祖父與父親初來遼東，家中境況並不佳，當然也不是很窘迫。但是，這個外省「流寓」來的家族卻奇跡般地發達起來，稱得上是遼西地區的豪族巨姓。這有一個發展過程。大約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促使吳氏迅速發跡。

　　一是靠仕宦之途。在三桂降生時，這個家族還不顯赫。父親吳襄于天啟二年（1621年）中武舉進士，這年，三桂已經十歲。吳襄中舉前，有關他早期的身世，迄今沒見有可靠史料加以證明。但他以武舉，實足以證明他長期習武。為適應同蒙古騎兵和女真人作戰的需要，必須熟練地掌握騎射的技能。據說他善養馬，這就給他練習騎術創造了條件。後來，他投遼東名將李成梁部，成為一名邊防騎兵，在軍事實踐中，練就了一套高超的馬上功夫，能一面在馬上疾馳，一面飛箭射目標。他憑此本領在考場上一舉奪魁，從此便步入仕宦之途。雖說中舉，開始也只能出任低級軍官，還談不上社會地位的明顯變化。

　　在吳襄的上一輩人中，也就是三桂的祖父輩，我們還沒看到有一個為官的。無論是三桂本人，還是當時及其以後的史書，都沒有提到其祖父的職業或社會身份。在封建社會，從事販賣等商業活動，往往被人們視為賤業。三桂大概恥于談及祖父與父親經商的事，對這一點，從來不予透露。在他位至王爵，回憶往事時，也絕不談其祖父、父親的早年身世。因為在吳襄中舉前，他的家實在沒有可向人們誇耀的東西。這就是說，吳氏家族躋身于官僚階層，並以此為發達之階，實始自吳襄。隨著父親官位的不斷提高，其家庭地位和經濟狀況也穩步上升。

　　吳氏發跡的另一個因素是，他與遼西望族祖氏聯姻，靠著跟祖氏的廣泛的社會關係，迅速地發展起來。

　　祖氏世居遼東，是甯遠衛世將，到祖大壽時，已曆五世，皆以軍功發家。大壽于泰昌元年（1620年）為官，授職靖東營遊擊；天啟元年（1621年）為廣甯（遼寧北鎮）巡撫王化貞部屬，任中軍遊擊。後與袁崇煥同守寧遠，獲「甯錦大捷」，立下大功，至崇禎元年（1628年），擢為前鋒總兵，掛征遼前鋒將軍印。【《清史列傳·貳臣傳》，「祖大壽傳」，參見《清史稿·祖大壽傳》，卷234。】隨著祖大壽地位的迅速上升，祖氏滿門皆官。他的兄弟祖大樂、大成、大弼，子侄有祖澤遠、澤沛、澤盛、澤法、澤潤、可法等，都是上自總兵、下至副將、參將、遊擊的各級軍官，分駐寧遠、大淩河（遼寧錦縣）、錦州諸城。祖氏是遼西首屈一指的巨族，他們都在當地為官，更助長了這個大地主大官僚軍閥的權勢。為表彰祖氏世代鎮遼的功勳，至崇禎即位後，特命于寧遠城內敕建祖氏四世鎮遼的功德牌坊。至今，這座牌坊仍矗立在興城內中心大街。

　　吳氏以祖氏家族為後援，得到他的庇護和扶持。兩家結成關係，大約也是從吳襄投效祖氏門下開始的，進而招為祖氏的門婿，大壽的妹妹嫁給了他。於是，從部屬關係進一步發展成血緣的裙帶關係。吳襄在祖大壽手下任參將，累官至都指揮使，留鎮寧遠。崇禎四年（1631年），已是錦州總兵官。總兵一職，在明代是一地區的最高軍職，擁兵萬人乃至數萬的高級將領。六年（1633年），以軍功授為都督同知，蔭一子錦衣百戶世職。【《庭聞錄》，卷1。】吳三桂因此得到提拔，此是後話。

　　借助祖氏的力量，吳襄官運亨通，不僅如此，而且吳氏的人能當官的紛紛登上仕宦之途。三桂的哥哥吳三鳳也是祖大壽的部將，駐守大淩河。姨夫裴國珍同為大淩河的軍官，都在祖大壽的指揮之下。崇禎四年（後金天聰五年），大淩河城被圍，他們都投降了後金。【《清太宗實錄》，卷60，10頁，載：裴國珍降清後，在給吳三桂的勸降信中，稱吳為「賢甥」，故知裴為吳的姨夫。除此，他書皆失載。】通過這種血緣關係，使祖吳兩家結成一個獨霸遼西的聲勢煊赫的望族。他們執掌兵權，握有數萬軍隊，又有數千家丁的私人武裝。因而這又是一個以祖氏為首的軍閥集團。旁及有關親戚、部屬、心腹等等都緊緊地依附於這個集團，他們分佈遼西地區各城鎮，佔據一切要津，把持著這一地區生殺予奪大權。實際上，這一地區已成為祖吳兩家的天下。就連朝廷大員，直至皇帝也不敢輕易觸動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即使犯了大罪，也不得不採取寬容的態度。

　　後金天聰三年（崇禎二年，1629年），皇太極率八旗兵第一次突襲入關征明，設反間計，誘使崇禎皇帝將入援的袁崇煥逮捕。祖大壽是袁的部將，他見主將被逮，驚恐萬狀，竟置勤王於不顧，率部逃離北京，掠山海關，返回寧遠。他敢於離京出關，就是仰仗他在遼西的勢力以圖保全自己。按律，臨陣脫逃，形同叛逆，必處以極刑。令人意外的是，崇禎並沒有怪罪，也不予處罰，還發下詔旨，極力安慰他。【《明史·袁崇煥傳》，卷259，參見《清史稿·祖大壽傳》，卷234。】天聰五年，皇太極發動了大淩河之役，將該城圍困起來。祖大壽守城，因援絕食盡被迫投降。他以回錦州取家屬、智取該城之計脫身。回錦州後，還與皇太極秘密書信往來。他投降的事，很快被遼東巡撫丘禾嘉偵知，密奏朝廷。崇禎卻按下此事不提，裝做不知道，竟然容忍下來。【《明史·丘禾嘉傳》，卷261，67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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