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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上 明末悍將

  一、遼東豪族

  在渤海之濱,河北與遼寧兩省臨近交界處,矗立著一座雄關,她就是名聞遐邇的「天下第一關」——山海關。

  山海關北枕疊嶂,南襟大海。崢嶸險峻的燕山,峰巒林立,高插長空。萬里長城沿著峰巒極頂,飛騰直上,似蛟龍起舞,消失在雲靄縹緲的蒼穹深處。它向南延伸八裡,即是長城的起點,俗稱老龍頭,伸向大海,暢飲著萬頃巨浪。山海關整個城垣與萬里長城連接,背山臨海,虎踞龍盤,所謂「襟連滄海枕青山」,山海關之名,即源出此意。

  山海關的位置,恰好處於遼西走廊西端的咽喉之地。從遼寧錦州直至山海關下,共長四百里,於山海之間有一線之通。這一狹長地帶,位遼河以西,故稱為遼西走廊。山海關像一把大鎖,牢牢地鎖住了從東北進入華北的陸上通道。在軍事技術不發達的古代,正如俗話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以山海關之險,當之無愧。難怪古人稱頌她:「兩京鎖鑰無雙地,萬里長城第一關。」

  自從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魏國公徐達創建關城,設山海衛,始名山海關,她就成了「關裡」與「關外」的分界線。按方位,「關外」也就是山海關以東的地方,所以人們習慣地叫做「關東」。

  在明代,山海關以東,包括現今遼寧省大部,稱為遼東。山海關設有東、西、南、北四個關門:東門叫「鎮東」,即「天下第一關」門,西門叫「迎恩」,南門叫「望洋」,北門叫「威遠」。東門外即屬遼東地方,是關城的重點防區,像威遠城、八裡堡等城堡,墩台羅列,緊緊護衛著東門,像哨兵一樣,警惕地注視著東方。

  出東門30餘裡,為山海關第一個前哨軍事據點「中前所城」(遼寧省綏中前所),由此繼續東行30多裡,又有一城,叫「前屯衛」(遼寧綏中前衛),再前行數十裡,就到了「中後所城」(遼寧綏中縣城),距山海關約120裡,與中前所城均屬廣甯前屯衛管轄。

  中後所,全稱叫中後千戶所。明在遼東實行衛所區劃,大者稱衛,小者稱所。中後所是一座「鬥大」小城,但所處位置卻很重要。它地處遼西西端,西距山海關不甚遠,東距遼西重鎮甯遠(遼寧興城)不到百里,恰好居於兩城的適中之地,交通便利,商賈往來,不絕於道。周圍「田地饒腴」,瀕遼東灣,又有海產之利,城內「積蓄頗殷」。

  中後所在軍事上很有價值。到了明末,它已成為關外八城的「衝要」之地。時明崇禎十三年,明在關外僅剩八城:錦州、寧遠、松山、杏山、塔山、中前、中後、前屯。明朝在這裡常年派駐軍隊駐防,築有堅固的城牆,分設東西南北四門,城內軍用與民用設施很齊全,官舍、民居、牌樓、廟宇、店鋪、倉儲、軍械庫等,應有盡有。全城有房舍七千餘間,人口約三萬餘人。【《明清史料》甲編第7本,626頁。】

  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吳三桂降生在中後所城一個低級軍官之家。吳三桂生年,史書極少記載,惟孫旭撰《平吳錄》記為壬子年,為萬曆四十年(1612年)。《清史稿·吳三桂傳》只記卒年67歲,以此推算,其生年與孫旭所記吻合。又,其出生地不詳,姑存此說。父親吳襄給他取名三桂,字長白多數史書記為「長白」,《清史稿·吳三桂傳》寫作「長伯」。其實白與伯讀音近似,寫法不同。又,《平吳錄》:「吳三桂,字碩甫,一字雄爽。」,又一字月先。生母姓氏不詳,其繼母祖氏是遼西豪族祖大壽的妹妹。據現掌握的材料,三桂排行老二,哥哥叫吳三鳳。後來,他又有了一個弟弟,叫吳三輔,兩個妹妹。關於三桂的兄弟姐妹人數,各書均無完整記載,已知他弟兄三人,是否還有兄弟,不得而知。至於他的妹妹,各書也極少見載,僅見王永章《甲申日記》記有妹妹兩人。他出生的時候,祖父母尚健在。

  我國古代很看重籍貫。它包括祖籍與現籍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戶籍所在地,也就是現居住地;二是原籍或祖籍,指先人的居住地。古人報籍貫,一般都是嚴格按照這兩個方面加以說明的。

  吳三桂一家原不是中後所人,他們的先祖本是徽州(安徽徽州)人,再遷居至高郵州(江蘇高郵)。在他出生前,大約祖父時,第三次搬遷,「流寓遼東」【劉健:《庭聞錄》,卷1。】,才定居下來。所以,論籍貫,吳三桂應是中後所人,祖籍徽州或高郵。吳三桂到底是什麼地方的人,史書記載不一,歧說紛出。如《清史稿·吳三桂傳》籠統說是遼東人;《平定三逆方略》與趙翼《平定三逆述略》說是山海衛人;《明季北略》說是中後所人;《遼左見聞錄》與《桑郭餘鈴》說是錦州人;《平吳錄》又說是鐵嶺衛人,等等。今人也無一致意見。

  三桂的先人們離開富饒的江南水鄉,一再北遷,最後「流寓」於遙遠的塞外。他們為什麼多次遷移,又為什麼遷到關外定居?當時,遼東系邊疆重地,是明朝防禦的軍事要地。它先是跟蒙古,其後又跟女真人經常處於戰爭狀態。明朝在這一地區派駐大量軍隊,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備。在這種情況下,當地人民的生活不是那麼安定。而且這裡地處遼遠,氣候苦寒,居民少,給人以蒼涼之感,與內地那種村屯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的景象形成鮮明對照,與江南的繁華以及宜人的氣候更是無法比擬!因此,內地人視遼東為「危地」,以去遼東為苦,畏途之心,人皆有之。

  有明一代,去遼東的基本有四種人:一種是應戍的兵士,包括將吏,為執行戰備和守禦任務而被派遣來的;一種是犯有重罪的各種人犯,被處以謫戍,就是俗話說的「充軍」,遣來遼東服苦役的;一種是為生活所迫,從河南、山東、河北、山西等地來的貧苦農民,流入遼東謀生,其中也有的因逃避賦稅,或畏罪出逃而潛入遼東的;一種是商人,從內地來此經商的。遼東與蒙古、女真人等少數民族為鄰,朝廷准許在開原、鐵嶺、撫順、寬甸等處開設馬市等市場,與漢人互市。漢人所產布匹、鐵器、茶葉、食鹽等為少數民族所急需;他們所產各種馬匹、人參、鹿茸、毛皮等均屬名貴之物,皆為內地所不出,因而強烈地吸引著關內遠自長江以南的商人慕利而來。有一事為證:明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後金汗努爾哈赤攻下撫順時,俘獲了山東、山西、涿州、杭州、益州、河東、河西等處商賈16人。這些商人不惜遠涉數百里、數千里,冒險來到撫順這個邊境小城,與女真人搞貿易。他們還算幸運,努爾哈赤一個不殺,把他們都釋放回家。【《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2,12頁。】

  關於吳氏先人的家庭狀況,及其屢次遷徙的細節,歷史失載,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不過,可以肯定,三桂的先人一直北遷,直至邊疆「危地」落戶,這大抵與其家庭經濟狀況有關。他們既不是應戍的將士,也不是因罪謫戍而來遼東,很可能出於生活窘迫或行商這兩種情況,才逐漸北遷的。從父親吳襄習文習武來看,其家庭不像是貧苦之家,但也不是很富裕,如果家中有可觀的產業,也不致多次遷移。根據其先人居徽州,累次北遷的情況來判斷,可能從事商業活動。據說吳襄善養馬,這與經營和販賣遼東馬匹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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