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130)_傅鶴年

一三〇

　　第三，土地不准買賣的規定是根本行不通的。土地買賣是地主土地私有制與生俱來的土地兼併主要手段，單憑一紙行政命令很難改變和違背經濟規律。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分析一下，一方面是貴族官僚、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賈，他們佔有土地的欲壑幾乎是永遠也填不平的，他們必然要利用政治特權大量購進有時甚至是強行購進肥田美地，在王因政策公佈後，他們又會盡可能迅速和大量地把手中本應交出去的田地賣出，使其轉化為金錢。不讓買賣怎麼行？另一方面是廣大的小自耕農，荒年惡歲時他們要出賣土地以交納租賦和抵償債務，經濟情況上升時他們又要買進土地作為擴大再生產的基本條件。不讓買賣又怎麼行？實際上，不准買賣上地的法令幾乎遇到了當時社會所有階級的不滿和反抗，因之而被「流放到四方極遠的窮荒僻壤」的，差不多每天都有。

　　當然，王莽當時是從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出發，推行王田制的，原以為這會使土地兼併的現象有所好轉，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會安家樂業，出現其樂融融的理想局面。但王田制實行的結果，卻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動亂，「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回宅，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這項新政，最終也就只能跟王莽的大新王朝一起，被湮沒在歷史車輪所卷起的黃塵黑土之中了。

　　至於王莽的奴婢政策，同王田制一樣，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王莽實現限奴政策的目的，是阻止勞動者主要是農民的進一步奴婢化，以解決農村勞動力的不足，從而保證封建國家的賦役剝削。王莽井不是徹底地解放奴隸，而只是凍結現狀，承認剝削奴婢的合法性，實際上並沒有消滅奴隸制的殘餘。這個問題應當和王田制聯繫起來看。既然土地兼併的問題不能解決，就無法阻止農民與土地的脫離，無法阻止農村勞動力的流失，無法阻止失去土地的破產農民淪為奴婢。由於貴族官僚、豪族地主、富商大賈象兼併土地一樣熱衷於對奴婢的佔有，而王田奴婢的法令公佈之後，又必然使奴婢所有者要求調整自己所擁有的奴婢數量，多了的得賣，不夠的還得買。

　　奴婢買賣反而比平時更加興旺。明著不敢買賣，黑市交易卻必然補充上去。奴婢所有者因這個政策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固然要歸怨王莽，而奴婢本來也會因境遇並未得到絲毫改善而不懷好感。還有一條更要命的，王莽的限奴，只局限于私奴婢，對於官奴婢是不加限制的。王莽制定了許多嚴律峻法，每天都有眾多的人因觸犯王田奴婢之法以及五均、六管、鑄錢等法令而被罰作官奴，他們被押解著，成群結隊蹣跚於道。實際上，王莽不僅沒有取消奴隸制殘餘，反而在不斷地擴大著奴隸的隊伍。這恐怕是王莽在頒佈限奴政策時始料所不及的吧！

　　再說五均、六管。

　　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國師劉歆向王莽奏言：「周朝設置了『泉府』的官職，收購滯銷商品，銷售百姓必需商品，就是《易經》裡說的『管理財政，糾正偏差，禁止商人獲得不正當利益』呀！」

　　王莽根據國師劉敬的建議，下達了「五均」、「賒貸」的詔令：「周禮有賒貸的記載，樂語有五均的解釋，傳記各有主管。現在新朝也實行賒貸制度，推行五均制度，以便調劑多寡、控制囤積居奇。」

　　王莽把五均、賒貸作為新朝的城市經濟政策。五均是由政府對工商業經營進行管理，對物價進行控制。五均主要在幾個主要城市執行，稱作「五均市」，設置了五均官。原長安「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的「市長」改稱五均司市師，市師下面設立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在這些城市中，洛陽為中市、邯鄲為北市、臨淄為東市、宛為南市、成都為西市，長安原有的東、西兩市，東市改稱京市，西市改稱畿市。五均市推行的主要經濟措施有三條：

　　一、評定物價。各市以四季的中間一月的商品價格為基礎，根據每種商品的質量定出上、中、下三種標準價格。如果市場流通的商品超過標準價格，國家就按標準價格拋售所掌握的貨物，如果低於標準價格，則允許自由買賣。這樣做的目的是平抑物價。

　　二、以成本價收購那些滯銷的主要民用商品，使生產者不致受損失。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護生產者的積極性，也防止一窩蜂似地轉產那些暢銷商品，從而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

　　三、經營賒、貸兩種經濟活動。賒是借錢給城市居民作非生產性的消費之用，如祭祀祖先或辦理喪事等。賒是不收利息的，但必須按期歸還，祭把不超過十天，喪事不超過三個月。貸是借錢給小工商業者用於生產，收利息，年息十分之一，或月息百分之三。

　　六管，是指對六個方面的工商業經濟活動進行政府管制，它包括了五均、賒貸，或者說，是在五均、賒貸的基礎上，或繼承舊制，或損益創新，最後總匯而成的經濟政策。

　　具體說，是鹽、鐵、酒由政府專賣，銅冶錢布由國家鑄造，名山大澤由國家管理，五均、賒貸由政府辦理。

　　王莽實行六管的理由是：「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

　　按說王莽是有些眼力的，的確，所有這些需要管制的物品或經濟活動，都是人民日常生活不可須臾或缺的。豪民富商因此常以此作為剝削貧民的手段，由國家加以管制是完全必要的。從王莽的本意看，五均六管政策的目的，是抑制富商大賈過分的盤剝。但實行中卻出了毛病。

　　被王莽任用來主持五均六管的官員，大部分是原來的大工商主。如臨淄的姓偉（他是以姓為姓，以偉為名，也算是個怪姓），擁有家資五千萬，還有洛陽張長叔、薛子仲等人，家資都在千萬以上，這些人都大搖大擺地臍身朝堂，成了掌管六管的「羲和命士」。漢初不許工商業者做官的禁令被打破。這些人的發家，本來就離不開囤積居奇、哄抬物價、賤買貴賣和放高利貸，如今成了朝廷命官，就更是肆無忌憚地貪贓枉法、巧取豪奪，中飽私囊。據《漢書·食貨志》記載，他們「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把好好一本經，愣是給念歪了。在他們手裡，五均成了官僚、富豪互相勾結賤買貴賣從中漁利的手段，六管成了他們千方百計剝削勞動人民的尚方寶劍。

　　當然，六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或者說「太完善」，太煩瑣，也使這項制度弊病越來越多。僅以稅收為例，名目之繁多，就快打破吉尼斯世界記錄了：「工商能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就是說要自動去申報收入，定期納稅。

　　「又可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廓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就是說，有田不耕種、有宅院不種樹種菜的，稱為不殖或不毛，都要出三個人的份于錢，而逛蕩不幹活兒的胡同串子也不行，要出一匹布的「夫錢」，交不出來的，要用勞役來抵，當然由官府管吃管穿。

　　「諸取眾物鳥獸魚鱉百蟲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視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裡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降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採取，而作縣官一歲。」這個範圍就更廣了，幾乎所有的生產活動都覆蓋在內了。而已要求自行申報，不報或報而不實企圖偷稅漏稅的，沒收勞動所得，本人還得為官府服一年的勞役。——這一條應當讓今天有些大腕們看看，讓他們當心點兒。

　　到了後來，五均六管的毛病越來越多，懲罰也越來越嚴，幾乎招來了全社會的反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弄得老百姓一舉手一投足就要觸犯禁條，田也沒法種了，布也沒法織了，乾旱蝗災也一起跟著裹亂。直到這時，王莽才不能不承認五均六管的失敗，下詔廢止六管之法。而這時候，離王莽為大新王朝殉葬也只剩下一年了。在王莽所有的新政中，五均六管的實行時間最長，一來，是這個政策遇到的阻力並不象王田奴婢政策遇到的那麼大，二來，五均六管也的確是新朝政府重要的財政來源，捨不得那麼輕易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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