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9)_學達書庫

三九

　　陶淵明由晉宋時代的一個中品詩人，歷經數代文人學者的評議，最終確立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對於這一轉變，應該如何看待呢？如果說陶淵明的創作被其同時代所曲解與埋沒，而在歷史的長河中洗盡塵沙，散發出真金純玉的光彩；說他的詩文有歷久彌新的魅力，如陳年久釀，時間愈久愈醇，這種解釋固然不錯，也很合乎人們對陶淵明的崇慕心意，但又不儘然，還沒有認識到這一文學現象背後的許多實質性問題。首先，陶淵明的詩，從中國詩歌發展的歷程來看，尚未達到盛唐時那般巧奪天工、精雕無痕的化境。陶詩在藝術形式上是率意而為，固然有其天然美感，但藝術之所以為藝術，有時就在於有其特定的規範與技巧。最精美的藝術品，不在於無規範無技巧，而在於合規範而未有牽強做作處，合技巧而不露斧雕刀琢痕。

　　技巧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在此「無」是不顯的意思，並非真的不講，真的沒有。中國詩歌由四言發展到五言、六言而後七言，由古體發展到格律，這是一個藝術形式、技巧上不斷進化、昇華的過程。至於格律成為約束，那是成熟之至便退化、美到極至便難再及的規律，也是後人拘泥固守，而自我限制。在陶淵明的時代，詩歌藝術還是處於向上發展階段，這是無可避諱的。論到文學之精美凝煉、韻律之優美和諧，陶詩顯然不如盛唐佳作。陶詩總量不多而重複的詞、意義重複的句子卻不少見，大多數詩句節奏感也不強，因而情感缺乏強度，思想缺乏力度。但是正因陶詩的不事雕琢，暗合了精雕無痕的美學規律，所以他的某些篇章、某些語句，由於他的藝術功力的日漸深厚或一時激發，有意無意間也在技巧上達到了化境。

　　同時，當藝術技巧的過分講究使人們感到厭煩和無以進一步發展後，人們又開始推崇陶淵明的那種率意任情而為的自如的創作方式。但就唐宋詩人而言，他們是在已經掌握了嫺熟精到的藝術技巧之後再追求這種自然式創作的，是形似而非神似，故而並不是退化，而是借鑒以提高，也就是在無數次精雕細琢的磨煉基礎上實現陶淵明的天然真姿，達到高度技巧上的無技巧。這樣，陶淵明的受推崇，顯然是因為隔時隔世，而產生了距離美，所謂的慕陶、擬陶、和陶，並不是要重複陶氏的創作，而只是某些方面的摹擬，或某種程度上的化用。況且，中國人歷來有好古、崇古之風，對古人總是推崇有加，對其不足往往視而不見，其實也是以古托人，借人自表，所以如此寬容大度，不吝溢美之辭。倘若僅以歷代大詩人大作家詩文中對陶淵明的贊慕而來確認陶的地位，很可能會受一次好心的欺騙。

　　陶詩的思想內容也較單調平淡，大都是田園生活、恬然心境的反復吟詠，貧士與酒在詩中出現得太多。

　　這是由其較為簡單的人生和趨向恬遠的心境決定的。

　　李白那種「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神奇想像；杜甫的那種「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沉鬱胸懷；蘇軾的那種「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豪情；陸遊的那種「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的壯志，在陶詩中都是看不到的。文學作為一門人們用心靈去賞析感應的語言藝術，平淡清雅固然也是一種魅力，也能觸動人們的情懷，閒情逸致固然也能使人們感受到生活的真趣，但大多數時候，人們還是需要那些至悲至壯至情至愛至為激越至為怪戾的東西，陶詩中《詠荊軻》之類金剛怒目式作品被後人讚不絕口便是見證。人們的心靈總是追求平靜也趨向平衡，大多數人的生活態度都是拘謹平庸的，大多數人的生活歷程都是平淡無奇的，那些具有某種極致的藝術品便是對人們波瀾不驚的心靈的一種補償，因而有了特殊的審美價值。

　　只有那些經歷了大風大浪的人，只有那些在希望與失望之間、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上下求索、苦思苦慮、心靈焦灼不堪的人，才會嚮往平靜，才會從陶詩的恬淡意境中找到共鳴，感到輕鬆和欣慰。因此，像李白、杜甫、蘇軾、陸游這樣的心懷遠志而一生坎坷的人，便與陶淵明的隱逸情懷天然相通，而絕大多數普通讀者並不是那麼欣賞陶詩。絕大多數人不是陶詩的最好讀者，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反過來說，陶詩不是最好的詩。這不是苛求，而應該是比較客觀的。陶詩是純粹文人的詩。中國文人多落寞，陶詩正是落寞文人所作也為落寞文人所愛的詩。

　　在這裡，有必要對中國文人的心態作一番探討。

　　中國文人，或者說中國歷代的文化人、知識分子，主要是詩人、作家，他們首先不是文人，而是社會人，是在宦海沉浮，在變幻無常的人生漂泊的人，他們首先有個人理想，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社會理想，因為不得志，因為歷經波折，心中有所鬱積，於是為詩為文，抒其不平之氣，展其雄心夢境。他們的人生態度總的來說是積極進取的，甚至是有過於常人的、理想主義的強求苦索。正因如此，他們的失落也就遠遠多於常人。他們極易激動，極為情緒化，過分樂觀也過分悲觀。如李白，口口聲聲要「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卻在六十高齡隨永王出征；如蘇軾，念念不忘「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也從未曾放棄建功立業的念頭。中國文人的個人理想和社會理想都是超現實的，這註定了他們的憂患意識和悲劇意識，他們不可能如願以償。

　　於是，他們便極易變得灰心喪氣，便時時生出隱逸之心。剛剛「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忽而又「一夜歸心滿舊山」，蘇軾的這種情緒有如小孩子一樣善變。陶淵明與李白、蘇軾的不同在於，他的後半生是真正的隱逸，他的詩境如其心境是真正的恬淡，這是由他的客觀處境所決定的。陶淵明一生無大的波折，沒有多少大展宏圖的機會，很少親歷鐵馬金戈和風雲變幻的場面，後來貧病交加，所以只能寄情山水田園。李白、蘇軾等人既然有叱吒風雲的機會，就不可能真正歸隱，歸隱只是作為一種心意存在，他們對於失意人生欲舍不能，所以才羡慕陶淵明能夠有坦然自得的心境。其實，他們何嘗感受不到陶詩中那種寂寥與悵惘，只不過他們寧願將此美化，以營造自己的精神家園，使自己在縱橫天下與安居田園之間可進可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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