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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易代悲歌 　　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陶淵明五十六歲。 　　六月，劉裕代晉稱帝，改元永初。晉恭帝被廢為零陵王，東晉滅亡。 　　值此朝代更替之際，詩人心情是極為複雜的。作為曾經入仕東晉的舊吏，他有失君亡國的悲哀和屈辱，無論東晉王朝多麼令他失望，他畢竟曾經是他的一員。 　　而且，新朝還會給芸芸眾生帶來什麼樣的禍患，還會給他這麼一個頗有名氣的文人帶來什麼樣的煩擾，也是難以預料的。再者，作為一個垂垂老矣的貧士，晚景淒涼，前途黯淡，行將就木，一切都成為雲煙，改朝換代所觸發的，更是自身一生失意、潦倒不堪的慨歎。這年所作的《詠貧士》七首、《擬古》九首等，借古言今，集中而強烈地抒發了晉宋易代後感時歎己的複雜心緒。 　　《詠貧土》七首整體性很強，第一首寫貧士的孤高，定下組詩的主題與基調，第二首寫自己，而以「何以慰吾懷，賴古多世賢」作結，藉以引出下文，以下五首分詠古代有名的清貧之士，最後以「誰雲固窮難，邈哉此前修」作結。 　　《詠貧士》之一以「萬族皆有托，孤雲獨無依，暖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開篇，既是寫貧士像孤雲一樣無依無靠，被人遺忘，知音難覓，也是指詩人在朝代更替後無所適從，不知往何處去。「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複來歸。」眾人都趨附新朝，只有自己當初是遲遲出林，早早歸來，現在更是要「量力守故轍」，不仕新朝。「豈不寒與饑？」詩人的選擇本身就是答案。「知音苛不存，已矣何所悲！」沒有人能夠理解他，詩人也不求世人認同，他要去古代貧士中尋找知音。 　　《詠貧士》之二描寫自己的處境：「淒厲歲月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粒，窺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殘冬荒園，滿目蕭條，絕酒斷炊，披著破衣曬太陽，連詩書都無心去讀，落魄之狀，不忍卒睹。詩人心中是不平的。 　　「閒居非陳厄，竊有慍言見。」自己隱居的貧困自然不能和當年孔子奔走濟世而在陳絕糧相提並論，可還是有滿腹牢騷。「何以慰吾懷，賴古多前賢。」唯有古書中那許多清貧守志的先賢給詩人一絲同病相憐、同氣相求的安慰。 　　《詠貧士》之三歌詠在《飲酒》之二詩中提到過的春秋隱士榮啟期及貧士子思。「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苛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榮啟期年近九十以繩索纏身為衣，孔子去見他時，他正高興地鼓琴而歌；孔子弟子原子思穿著裂了口的鞋，還是高唱《商頌》，不減其樂。堯舜之時已去，世代貧士相繼，自己也是一個。詩人也想乘車馬衣輕裘，但不願屈曲心志卑躬下節去求取。子貢不理解子思，誰又能理解詩人？ 　　《詠貧士》之四詠春秋時隱士黔婁。「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守，原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黔婁終身修身潔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鐘；欲以為相，黔婁堅辭不受。齊王又禮遇他，以黃金百斤聘為卿，仍不就。家裡很窮，死後停屍窗口，衣服破爛不堪，身上蓋著一塊短被，頭和腳都露在外面。詩人解釋黔婁的行為意義說：「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再次強調「君子憂道不憂貧」的信念。「從來將千載，未複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複何求？」 　　詩人言下之意是要做當世黔婁，「朝聞道，夕死可也」，貧窮又算什麼？陶淵明力圖將自己的辭官歸隱上升到古代賢士的孤高氣節上，以憂道不憂貧來解決憂貧而無計的尷尬處境。其實，古代隱者的辭官謝祿也有特定的心理原因和客觀原因，不是氣節二字可以概括，而詩人是著意拔高古代賢士的意義，從而也昇華自己守貧的意義，由精神的滿足而補償物質的缺損。這能給詩人以現實痛苦中的精神支撐，比一味怨天尤人乃至為口食而不顧人格拋棄信念自然要高尚得多，所以不能說僅是一種精神勝利法。倘沒有精神的自我戰勝，那麼為一衣一食而向他人向官府下節乞討，縱然得以溫飽，可內心的痛苦卻更難以承受。詩人也就不會以其高潔心性成就千古美名，也不會由悲苦、傷感而綻開靈感之花，以心一般清雅、淚一般晶瑩、血一般醇濃的詩文傳世了。 　　《詠貧士》之五舉袁安、阮公二貧士的事蹟說明「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的意旨。阮公事不詳，袁安系東漢人，家貧，大雪天僵臥不出，幾乎凍死，人家問他為何不去求人接濟，他說大雪天人家都餓，不應該去麻煩別人。詩人心中安貧與求富的兩種思想經常交戰，但「不宜幹人」、不能違己的信念占了上風，所以坦然無憂色。 　　《詠貧士》之六舉張仲蔚事蹟說明「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的意旨。《莊子·讓王》雲：「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道亦樂，所樂非窮通也。」詩人自知拙於人事，所以願隨張仲蔚之後，孤守窮廬而自安。 　　如果說上述貧士是借人寫己、以人慰己的話，《詠貧士》之七詠黃子廉幾乎完全是在直寫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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