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24)_學達書庫

二四

　　《形影神》組詩是作者與釋慧遠、劉遺民、周續之等被譽為當代高士的僧徒、學者來往，思想交流、交鋒的產物。

　　釋慧遠是北方佛學大師道安的大弟子，太元二年（377年）奉師命南下荊州傳教，次年到廬山，後江州刺史為之修建東林寺。他的名聲很大，不僅南方遠近僧徒都來廬山求教，就是東晉政權要人也很尊重他。

　　桓玄對佛教不滿，曾經下令「沙汰僧尼」，但命令中也說明「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晉安帝曾經致書給他，甚至盧循北上攻晉時也上廬山相見。

　　元興三年（404年），釋慧遠作《形盡神不滅論》，宣揚人死後靈魂可以永存的宗教理論。義熙九年（413年），慧遠在廬山立佛影，作《萬佛影銘》。銘立之後，當時文人歌詠者甚多。義熙十年（414年），釋慧遠、劉遺民、周續之等一百二十三人，在東林寺結白蓮社，在佛像前發誓，要決心擺脫生死報應、因果輪回的痛苦，希望來世生在西方極樂世界，一時鬧得紛紛揚揚。當時民眾苦於戰亂，需要精神寄託，忘卻現實痛苦，所以非常崇信這一套學說，白蓮社因之影響甚廣。劉遺民為這次結社立誓撰《同誓文》，社中聲望極高。為當世推崇的有十八人，號稱社中十八賢。

　　陶淵明與劉遺民素有交往。關於他和釋慧遠的關係，據《蓮社高賢傳》載：「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不讓飲酒就不去，可見陶淵明不像一般人那樣對釋慧遠一幫人懷有敬意，連好感也談不上。皺眉而去，可見陶淵明與慧遠等見解不同，言語不投。元人李公煥注陶詩說陶淵明與慧遠為方外交，不願入白蓮社：「遠公鄭重招致，竟不可。」雖然陶淵明、釋慧遠、周續之、劉遺民等在時人心目中都是遁世高士，陶淵明卻獨步高士之林，不屑與蓮花社十八賢同列。

　　在釋慧遠作《萬佛影銘》、《形盡神不滅論》，譽聲四起，吟詠不絕的情況下，陶淵明獨持形盡神滅的觀點，作《形影神》三首，針鋒相對地向眾高士闡述了他對生命哲學的見解。他在詩中對人為形役、為影迷、為神擾的誤區一一加以解說，勸誡時人也鼓勵自己要委任自然，不強求生前高貴和死後聲名。其序言說：「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感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顧惜生命是人之本能，這並沒有什麼可勸解的，但過於憂生懼死地追逐生之榮華富貴，強求功名利祿，又孜孜不倦煞費苦心地追求長生不老，或者靈魂不滅，將希望寄託在來世，渴望有萬世輪回不絕的幸福，反而忽視了此生平凡細微處的每一點體驗，與實實在在的幸福感錯身而過，這就是囿於塵心迷於妄念。所以詩人根據釋慧遠宣揚神可以離開形影獨存的邏輯，將形、影、神各自獨立擬人，分作《形贈影》、《影答形》、《神辨》來表述自己的思考，期望與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們共同得到啟發。

　　《形贈影》是形對影的贈言，也是形即人之肉體的處世態度：天地、山川可以永存，草木枯悴可以再生，唯有人之形體必然死亡無存，既然這樣，不如及時飲酒行樂。「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多智，獨複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余平生物，舉目情淒而。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苛辭。」影對形的回答表現了處世態度的另一方面：人的生命不能永存，神仙境界又不可企及，人一死形神俱滅；但是如果生前行善，還可以給後代留下仁愛，這總比飲酒消愁要強得多：

　　「有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昆華，邈然茲道絕。
　　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苦暫乖，止日終不別。
　　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雲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形和影本來無分，是人的意識對肉體的思辯，幻化為獨立的兩種個體，而成佛理邏輯運行的兩個範疇。

　　詩人借用這兩個範疇，分別表現了行善揚名和自得其樂兩種人生觀。積極有為和消極無為兩種思想在詩人心中是始終並存、鬥爭著的，每個人心中都有這對抗著的兩方面，在激進時讓人厭倦，在安靜時又讓人不安。詩人現在也不時為自己的閒靜無為而不安，他是如何來消釋這種不安，遣除精神之困窘的呢？《神釋》針對形和影贈答中所訴苦衷和不同觀點進行調和、排解。飲酒使人可以忘記死的來臨，但人終有一死，天天醉飲或許短壽；行善沒人稱譽，也只能在醉飲中忘生樂死。多慮徒然自傷，不如放任自然。

　　「大均私無力，萬物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
　　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語！
　　三皇大聖人，今複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
　　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

　　這裡，詩人表白說他不是不想立善，而是立善也沒什麼意義，人死之後什麼都沒了。這似乎過於消沉。

　　只顧生前自在，不計身後毀譽，這種態度也是不能苛同的。但這實際上流露出詩人的苦衷：他想有所作為，可是生不逢時，運道不濟，如今再也不可能有什麼立善揚名的機會了。非不為，是不能。面對這種無情的客觀現實，只有聽其自然。詩人順應自然的思想，準確地說當是：能立善則立善，不能立善則自樂，不必強求。能立善固然可喜，不能立善亦無所憾，無所不安。這就是中國歷代文人一致認定的人生態度：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它融含了儒家積極有為，道家清靜無為聽天由命，佛教萬事皆空的思想。因欲有所為，所以以努力始；因萬事皆空，所以不強求結果。既盡力而為，又聽天由命，這就是順其自然的本質。其根本目的就在於縱心任情，不管怎樣都心情平靜，自安自樂。陶淵明這種思想與後世文人天然相通，奠定並強化了中國文人處世心態的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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