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20)_學達書庫

二〇

　　遇火之後，經過詩人全家半年多的整治，陶淵明漸漸恢復了往昔的生活，依然平靜，依然清貧。如第二年（409年）作的《和劉柴桑》一詩所言：「茅茨已就治，新疇複應佘。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饑劬。」

　　劉柴桑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雅號曰遺民。曾為柴桑縣令，後辭官隱居廬山。由《和劉柴桑》中「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二句看，似是陶淵明失火後劉遺民曾相邀他去廬山隱居，而詩人「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婉言謝絕，並告訴他自己一切當好，住宅業已修整，又該開墾新田了。並表白了「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的淡泊心情。

　　劉遺民隱居之處西林與上京不遠，陶淵明有時去訪劉，二人都是辭官歸隱，有相投處。蕭統《陶淵明傳》載：「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跡匡山（廬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周續之投到高僧名下，隱得似乎徹底，劉遺民離群索居廬山，也算得上高士，只有陶淵明隱在家中，忙於農事，相形見俗，但陶淵明不著意求隱，不標榜其特立獨行，如《飲酒》詩雲：「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不離開親朋故友，所以隱得真實，相反，周、劉則有沽名釣譽之嫌。淵明說：「百年之後，身、名都會化為烏有。」功名之想已絕，隱者的虛名更非所圖，只要安居田園，「棲棲世中事，歲月共相疏」，隨著歲月的推移，自己遠離了世事，世事也就遠離了自己。

　　同年秋，陶淵明又作《酬劉柴桑》，由「新葵鬱北牖，嘉辛養南畸」兩句可見，詩人這年小有收成，於是打算出遊，及時行樂：「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同否）？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勞逸結合，能吃苦，也善取樂，攜妻兒出遊，詩人的情趣，畢竟高於一般農人。

　　及時行樂是中國文人心態的另一方面。一般的規律是：初涉世道時雄心勃勃，揚言要大濟天下；幾番挫折，銳氣磨落後就鼓吹及時行樂；得志時想有所作為，失意時就放浪形骸。總的來說這兩種心理是交織在文人心中的，只是各有占上風的時候。陶淵明的及時行樂是感於來日無多又別無所圖，所以要好好感受人生，更多地體驗生之意趣，這是人之常情，詩人之雅趣，無可厚非。

　　這種及時行樂的思想在其《己酉歲九月九日》一詩也流露出來：「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響，叢雁鳴雲霄。」一系列蕭瑟淒涼的秋景，引發詩人心中的傷逝感慨：「萬物相尋異，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人生勞苦，不知究竟何求，人終有一死，詩人深深焦急。生之困惑，死之困惑，都是人心中永遠解不開的結。千年以後的事不是人能知曉的，不如及時行樂。詩人找不到生死的答案，理不清悲秋的思緒，只有忘情於一杯濁酒，方始稱心，自得其樂。

　　義熙六年（410年），陶淵明一家由上京遷往南村。頭年四月，劉裕即出兵北伐南燕，這年二月，劉裕攻下南燕都城廣固，生擒燕主慕容超，南燕亡。

　　當劉裕北伐南燕節節勝利的時候，盧循率十萬農民起義軍從廣州向北推進，兵鋒直指建康。三月，義軍進攻豫章，江州刺史何無忌戰死。義軍進據潯陽。四月，劉裕匆忙趕回建康。五月，起義軍在桑州（今江西九江市西）大敗官軍，劉毅狼狽逃走。七月，盧循攻建康不下，退守潯陽。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戰火燒到了陶淵明的家鄉，陶淵明的生活與其他百姓一樣受到了影響。這年九月，詩人才下田收割早稻。戰亂紛至，芸芸眾生無論是官員百姓都難保旦夕禍福，詩人更加珍惜自己的勞動成果，更加珍惜與世無爭、自食其力的田園生活。《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一詩寫道：「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經營農事是為衣食自安，點明了一個樸素的真理。這比那些宣稱躬耕是為了保守氣節，實際卻在觀望時事、企待投機的隱者要真誠得多。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
　　晨出肆微勤，日入負來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詩人筆下反映出了農民的希望、喜悅，也反映出了詩人的疾苦。不是他們不覺得苦，只是沒有辦法擺脫。可見詩人並非甘於躬耕之苦，只是無可奈何。「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

　　四體雖然勞累，但也許可以避免禍患，江州刺史何無忌不就橫禍臨頭了麼？與其無意義地死去，不如以苦為樂地活著。「盥濯息簷下，豐酒散襟顏。」收工之後洗洗手腳、喝點酒，也開心得很哪。「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值此亂世，能長此以往下去就不錯了，哪裡還會引以為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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