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18)_學達書庫

一八

　　可以指責朝陽初起的青少年悲觀消沉，不可以強求歷盡風霜的中年老人還那麼豪情滿懷。況且這裡詩人並非在鼓吹虛無空幻的人生觀，而是在慨歎自己一事無成，在這世間留不下什麼有光彩的東西，將來也不過埋沒於一片荒丘，同時，三十年而朝市異，世事變化如此之快，詩人也在探尋追索一些不變的東西，能使生命永恆的東西。

　　《歸園田居》之五寫詩人勞作一天歸來後的生活情景。「悵恨獨策還，崎嶇曆榛曲。」「悵恨」估計是因莊稼長勢不好，更兼勞累，心情因此不好，由此對自己淪為農人也不免有怨天尤人之想。「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在山泉中洗洗腳，也可以洗去心中煩悶。此句既淡且雅，淡者，農人收工回來，遇水洗洗足，這是多麼平常的事；雅者，是承屈原「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之意。詩人于不經意間，既寫出了情狀，又寫出了心境。筆調而後漸轉歡愉：「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複至天旭。」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與人同樂，其樂無窮。燃薪代燭，歡夕達旦。固然自在，固然自足，但詩人這種著意追求的盡歡，這種藉以消憂解愁的放浪，也是悵恨的一種變形宣洩。

　　《歸園田居》五首，既較為全面地反映了詩人歸田之初的各項生活內容、生活情形，也寫出了他情緒由歡快轉為平靜、並淡淡生出一絲悵惘的過程。總體上來說，詩人的心情還是恬靜的，歡愉或悵惘都只是暫時的波動。從同期所作《舊鳥》一詩來看，「豈是天路，欣及舊棲」，作者已經絕了飛黃騰達之念，「游不曠林，宿則森標」，他已不敢再作離開叢林的設想，只願從此安居在田園。

　　詩人對此生不再抱奢望，委任自然的思想從他對子女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出來。望子成龍是每個作父親的心願，子女的生命在一定意義上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子女的作為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父母生命的延續。父母對生活要求愈高，在子女身上寄託的希望也就愈大。

　　如果父母有所追求因之有所失落，必然希望在子女身上得以實現。陶淵明初得長子儼時，作《命子》一詩，歷數陶門光榮歷史，其中寄意不言自明。

　　而現在，四十四歲的陶淵明又作《責子》一詩，面對五個不成器的兒子，他又作何感想呢？「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詩人早生華髮，肌膚不再豐實，漸近衰老，這一輩子也就這麼完結了。「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粟。」五個兒子都不愛讀書，真是讓詩人無可奈何。但他不是嚴加訓斥，勤勉督導，而是「天命苛如此，且進杯中物」，以酒消憂，忘記這些不順心的事。作為一個不得志的詩人，他的消沉、嗟怨、貪戀杯中之物，渾然忘世忘家忘身，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但作為一個父親，陶淵明確實不稱職。一個好父親，哪怕自己再落泊，也要在子女面前保持挺立的形像，不為自己心願的延續，也為子女的前程。

　　所以，陶淵明消極厭世的思想，固然可以化為正常的詩意來觸動落寞者的情懷，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鳴，但作為一種為人立世的態度，卻不值得推崇，也不應當歸咎于時世以為其開脫。痛苦出哲人，但我們不必為了哲理而強求痛苦，而只是取前人痛苦經驗來避免、解消痛苦。失意、消沉出淒美的詩意，但我們不必為了這種失意而去尋愁覓恨，而應在與這種落寞情懷的溝通中遣走自己的愁情，放眼現實世界的風物而有所實際行動。詩人和哲人的生活本身往往是不值得追慕的，不能因其生活的結果：思想的、藝術的作品而去讚美其生活本身。尼采、叔本華、凡高的生活都是不值得讚美也是無法仿效的，其為人也不能與其作品的奇異光環混為一體。歷代中國文人中有實際作為的人屈指可數，他們的奇篇麗句是由他們獨特不可模仿的生活孕育出來的，他們的不平凡的生命歷程又是因他們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個性與世俗的衝突造成的。

　　假如要有所歸咎，那決不只是時代的過錯，而也與他們自身的弱點、缺點有關。這是一個美麗的錯誤，讓受難者的淚與血澆開藝術的花朵。可這花朵掩蓋了淚水與心血，掩蓋了藝術家的心靈、性格上的斑點。後世以其對藝術的景仰，進而衍生為對藝術家人格、心性的崇慕，對其一生不分青紅皂白的肯定與稱頌，這是合情卻不合理的。具體到陶淵明來說，于國于家于身於子女，一生中他除了詩文還有什麼值得稱頌的呢？歸隱是無可奈何，拒仕是年老心淡，非要上升到品行的高度，徒然欺誘後人，為懶散、消沉、畏憚找一個美麗的藉口，為他們的不負責任、放浪形骸找一種合理的解釋而已。但是，既然隱者的情懷可以為在仕途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找一個依託，為他的遭貶謫後的信念找一個支撐，那麼它也就有了長存的理由。

　　話說回來，一事無成，心灰意冷、無德無能、僅有舞文之長的陶淵明，面對五個不成器的兒子，當此群魔亂舞、百姓謀生未易、求進無門的時世，除了借酒澆愁，又能怎麼樣呢？所以《責子》一詩姑且作為一篇風趣的作品來欣賞，而不必深究詩人對子女的責任和對生活的態度。十六歲的長子懶惰無人可比，十五歲的次子不好詩文，十三歲的阿雍、阿端連六和七都不認識，小兒子更是只知道尋覓吃食。誇張形容，充滿了戲謔，流露出無奈，命運如此，陶門敗落，有愧列祖列宗。百緒千愁，都讓它融化在酒中吧！

　　從踏上仕途前夕的《命子》，到歸園田居後的《責子》，詩人由誇宗耀祖到斥責兒子，由諄諄祝告到認同天命，筆調由高昂到低沉，由滿懷熱忱轉為無可奈何，這是詩人十三年迷夢顛落的結果，是他歸返田園後的心情寫照。而無論有望無望，不敢奢望卻是自始至終貫穿詩人心跡的。這是每一個人尤其是多思善感的文人的共同心態。寄望之前先降溫，是怕失落得更多。陶淵明責子何嘗不是希望兒子好讀書、求上進呢？只是此事，這種願望是以無望的方式表達的，與《命子》中以低調的希望表達強烈的心願異曲同工。

　　詩人這樣的心性反映到詩中，便沒有那種李白的浪漫激情與蓬勃熱力，亦無杜甫的那種大悲大憤，而自成一派平和、舒緩的風格，這種風格在詩人詩作中一以貫之，而在後期表現得越來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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