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11)_學達書庫

一一

　　陶淵明之真，真就真在他不著意將自己詩化，掩藏於詩的意境之中，而坦率地展示出他作為常人的情緒。

　　這年陶淵明還寫了一篇《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即為其外祖父孟嘉所做的別傳。

　　歷代文人為他人作傳，如果不是應制遵命之作，往往是借自己所欣賞的人來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與氣性。從陶淵明描寫的孟嘉的形象裡，不時可以看到詩人自己的影子：「始自總發，至於知命，行不苛合，言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這簡直就是陶淵明自身的寫照。亦可見陶淵明受其外祖父影響之深。

　　元興二年（403年）春，年近不惑的陶淵明開始親自參加耕種。躬耕的體驗可由《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得窺。其一雲：「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自有人，春光豈自免？」由此幾句可以看出，親自耕種是由於家中貧困，貯穀已盡，再不身體力行就要餓肚子了。但清高的詩人還要以古代賢者隱居躬耕的事蹟來自我安慰與美化，雅興一點不減。這就是詩人之所以為詩人，凡夫俗子是不能理解的。「夙晨理吾駕，啟塗情已緬。鳥瞰歡新節，冷風送餘善。」

　　詩人之不同于一般的農夫，就在於他不僅僅著意於耕作，還能以審美的眼光來欣賞田園。鳥兒為新春的到來而歡唱，清風徐來，使詩人舒適暢快，這種種美好感覺，都化為了清麗的詩句。「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植杖翁」典出《論語·微子》：「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陶淵明不以勞動為苦，亦不以為恥，反而甘做植杖翁，在這遠離塵世的地方悠然自得。誠然，以詩人之才，不得其用，卻要從事絕非所長的體力勞動，是陶淵明的悲劇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但詩人能夠安然于此，不因其鄙而痛苦，也顯出其豁達的襟懷。「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躬耕自資雖比不上那些通達者的作為，但它所保全的志節卻不淺陋，詩人的這番自詢也是一種自勵。世事無常，一個人一生不知會淪落到何種處境，但只要在任何一種處境中都能找到一個安然的理由，並且堅持自己的信念，這就是一種幸福。

　　《懷古田舍》之二繼續為自己尋找躬耕的理由。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先師遺訓是《論語·衛靈公》中孔子的話：「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孔子從君子立志當高遠的角度提倡君子憂道不憂貧，這自然足以為訓，也符合社會分工的原理。勞心勞力本當有差別。但是倘若衣食不保，還不自給自足，那就是迂腐了。所以陶淵明雖然早就在熟讀《論語》的過程中汲取了先師的遺訓，依然坦率承認自己做不到，只有轉而立志事農。

　　現實、真率，這就是陶淵明的態度。餓著肚子去憂道，不是虛偽，就是異化、變態，生活在空中。「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詩人不僅自己勞動，還專門作了一首長詩《勸農》來鼓勵農民耕種，這是為生之根本大計。「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歡欣。」由麥苗即看到收成的希望，這正是農民的樂趣所在。陶淵明於躬耕中理解了農民。「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人人勞動，遠比像孔子那樣為濟世而奔走要來得實在。「日入相與歸，壺槳勞近鄰。」耕作歸來，邀鄰舍同飲，勞累一天后再事休息，渾身說不盡的舒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做一個農民，也別有一番美好滋味。當然，由一「聊」字，也看出詩人並非否定「憂道」，只是無可奈何，才以苦以樂。並且可以想見，一旦事農的新鮮感丟失，詩人真正淪為農民，他也會不堪其苦的。

　　《勸農》一詩寫於同時，系四言體，分六節，每節八句。這是一首說理詩。首先從上古人類不知耕稼說起，然後列舉後稷、舜、禹等聖賢哲人躬耕的事例，強調從事農業生產的重要性，既是為自己的被士大夫視為鄙俗的事農找到高尚的理由，也表現了傳統中國「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的政治經濟思想。對於孔子、董仲舒輕視體力勞動、不問耕耘、超然農務之外的美德，他既表示敬仰，但也婉曲地表示，自己無法仿效，還是要有自知之明，實際一些，先解決溫飽問題，這是生存之本。對於那些「曳裾拱手」、「宴安自逸」的不勞而食之輩，則加以斥責：「顧爾儔列，能不懷愧！」

　　《勸農》一詩是很有現實意義的。文人士大夫鄙視勞動生產，要做人上人的傳統，到魏晉六朝那些窮奢極欲的士族子弟身上發展到變本加厲，所以陶淵明對「冀缺攜儷，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隴畝」的讚美，便超出了個人的好惡褒貶，具有了時代意義。「民生在勤」，大聖大賢亦不能例外。

　　這不僅是詩人對農業勞動的態度，也是他對生活的態度，勤勤懇懇，身體力行，無論做什麼事都應該這樣。

　　陶淵明並不否定「孔耽道德」和「董樂琴書」，相反明確表示「若能超然，投跡高軌。」可既然他沒有機會與能力去揚道寄世，那麼躬耕自足、獨善其身不也是一種積極有為的人生態度嗎？

　　這年十二月，桓玄稱帝，國號楚，改元永始。貶晉安帝為平固王，遷之于潯陽。假如要以忠臣不事二主的觀念來苛求陶淵明的話，那麼陶淵明的及時退隱，算是免去了衛道士們的許多微辭厲語。

　　國事如此，陶淵明的家事也日漸艱難。詩人畢竟不是一個好農夫，他的生活越來越困窘。《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詩，終於一掃初事農務的歡欣，而頗有一些淒意。「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長閉。」

　　隱居茅屋一年，遠離塵世，知音邈絕，無人問津，柴門常閉，孤寂難耐。

　　「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勁氣侵襟袖，簞飄謝屢設，蕭瑟空宇中，了無一可悅！」

　　北風淒淒，大雪紛飛，寒氣襲人，連最簡單的飲食都成了問題。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樂。」

　　陶淵明卻實在樂不起來。室內空空，冷冷清清，沒有一點讓他感到安慰的東西。唯有書，還能給他提供精神食糧。「曆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

　　留名後世的志節之士給了陶淵明堅守窮節的勇氣，使他暫時從眼前的困境中超脫出來，去理想的世界遨遊。

　　「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世人共趨的仕途不走，甘心受這份苦楚，沒有什麼後悔的，但這番心意只有表白給與自己在一塊的從弟敬遠，別人有誰知道？陶淵明渴求理解、渴求支持。尤其是在他躬耕一年，所得不能自給，心中不免生疑生悔、有所動搖之際，他更是苦思苦想，需要傾訴、表白，聽到別人的回音。他做這首詩，已不無自嘲之意。「謬得固窮節」——胡亂求得「君子固窮」

　　的節操，全然無慷慨激昂之意，而只有無可奈何的歎息與哀怨。如果後世認為他此時仍然隱心不改，強加尊敬於他，無啻於是殘酷了。他更需要的是同情，對一名生不逢時的大詩人的窮困潦倒的憐惜與感歎。惟有如此，才能理解陶淵明的三度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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