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8)_學達書庫

八

　　§再奔仕途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至隆安四年（399年）間，陶淵明的次子俟、三子份、四子佚先後出生。

　　這一段政局依然動盪不已，396年孝武帝死，其子司馬德宗繼位，是為晉安帝。安帝年幼無知，司馬道子以太傅攝政，引王國寶為心腹，使之參予朝政，從而激化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397年，南兗州刺史、北府兵首領王恭，以討伐王國寶為名在京口起兵；荊州刺史殷仲堪起兵響應。司馬道子被迫殺王國寶，請求王恭退兵。398年，王恭再次舉兵，荊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楊延期、廣州刺史桓玄起兵響應，沿江東下，會攻建康。北府兵前鋒劉牢之倒戈反擊王恭，王恭兵敗身死，劉牢之伐王恭統率北府兵。桓玄、殷仲堪退至洵陽，共推桓玄為反晉聯盟的盟主，桓玄自任為江州刺史。399年，桓玄火並殷仲堪、楊延期，佔據長江上游，東晉政府被迫任命桓玄為都督荊、江、襄、雍、秦、梁、益、寧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司馬道子昏醉多病，其子司馬元顯掌握中央實權。元顯鑒於桓玄的威脅和北府兵的難以控制，想建立一支自己指揮的新軍，於是強征兵役，導致孫恩起義。十月，義軍攻下上虞，人數很快發展到數萬。

　　就在桓玄兼任荊州刺史的這一年，三十六歲的陶淵明再度出仕，在江陵桓玄幕府任職。

　　千餘年來，論陶家對陶淵明的仕玄評價爭議甚多。

　　從詩人崇尚儒家名節的角度說，桓玄這麼一個利用王室與士族間矛盾，不斷擴張自己勢力的野心家，陶淵明對他應該是不以為然的。

　　所以，歷代論陶家多以為仕玄是陶淵明一生之斑點。顏延之《陶征士誄》中對此事以「初辭州府之命」

　　一言帶過，繞過要害，宋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則「力辯先生未嘗參仕桓玄。」

　　南宋的葉夢指出：「蓋潯陽上流用武之地，玄與裕所由交戰出入往來者也，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傷生，故迫之仕則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終屈其已。」這種解釋，應當說比較合理。歷代易朝之際，但凡稍有名望的人，往往被新朝徵用，以穩定人心，鞏固新政權。而亦常有志節堅貞或迂腐不堪者堅決不肯合作，惹來殺身之禍。桓玄取東晉而代之的野心已久，陶淵明這樣頗有才華的人他必然要想方設法收羅門下，而陶淵明沒必要「犯其鋒」，觸怒這些說變臉就變臉的軍閥。況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人人自危，仕于桓玄幕府，不失為一條苟且偷生之道，無可厚非。強求每一個人都為名節去死，實在是不通情理。

　　人人有求生本能，只要不傷天害理，不禍及他人，危害國家民族利益，沒有什麼不光彩的。

　　至於陶淵明此番出仕，是否還有假群雄紛爭之機有所圖謀的念頭，已不可考。假如有，也可以理解。

　　當時時局混亂，陶淵明這麼一個讀書人，也辨不清形勢，不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踏上這條道路。不論他後來文名多麼顯赫，在當時他不過是芸芸眾生中微小的一個，常常是身不由己。看到這一點，就不會把他出仕的原因探究得那麼複雜。人首先是為生存而生存，不是為功名利祿，更不是名節道義，如果先認定了他是一個偉人，強加今天的理想和立場於他，就不能正確理解他的一生。他自己經常承認他是因為家貧而出仕的，這種目的似乎太不高尚，太無可誇可羨之處，但這比大濟蒼生更來得真實。人的社會理想起源於個人理想，首先是為了自身，才推己及人，因為個人需要清明世道，所以才想為清明世道的實現而努力，因為自己需要救濟，才想到要大濟天下。

　　這是個人心願的一種變相表達與滿足。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因為自己亦乃一介寒士，才發出呼籲，他也是承大庇者之一。龔自珍「我願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由自己心願出發，渴望有晉身之路，才希望天公不拘一格。如果認定人只有先天下之憂而憂之心才偉大，認定了兼濟天下的無條件的高尚，一味高歌「人民性」而忽視個人的心願，就會曲解一個人的所作所為所思。陶淵明就是為了一飯一食而出仕又有什麼可非議的呢？他後來的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向小人，只是心氣高傲，而且厭官已久，不必上升到氣節堅貞的高度。況且，此番仕玄，他也許還是受尊重的，所以雖然多有不快、不適，還不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不論陶淵明仕玄的動因如何，他心情的不快是顯而易見的，他的志向不是做一個小吏，文人的閒散性格也不適合於為雜務奔波，在各種複雜的人際關係中周旋。他這個時期的心境，從《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和《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這三首詩中得窺。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