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2)_學達書庫

二

　　他們的才華與心志，也正是通過出仕來實現的。陶淵明雖然最終做了隱士，但假如他一開始就不入仕途，他的為人為文也就不會有那麼奇麗的魅力。他的辭官、謝聘，正是因為當時官場黑暗，仕途艱難，以其門第，以其心性，不可能左右逢源，飛黃騰達，得不到大展宏圖的機會。東晉一代，在選官制度上，是沿用曹魏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名義上是將人按才能、德行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按品級授官，實際上是不講德才高低，只看士人祖籍，以維護士族門閥的地位。

　　腐朽落後的官僚制度堵塞了一切才華之士進取的機會，使他們的政治抱負毫無實現的可能，這就是陶淵明所面臨的殘酷現實，也是他終遠朝市、寄意思園的最深刻的原因。在這樣的時代，出現陶淵明這樣的隱逸詩人，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歐陽修在《梅聖愈詩集序》中說：「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這話不僅適用于梅堯臣，也適用於古往今來許多才志不得施展，心中有所鬱積的詩人。

　　陶淵明正是因為報國無門，立功無望，在上下求索中陷入窮途末路，悲守寒廬，這才以詩文為寄託，忘情于田園，以恬淡解憂憤，化平凡為真趣，而成一代宗師。

　　東晉作為一個變亂的時代，思想意識上也是混亂錯雜的，各種思潮、觀念激烈交鋒，儒學、玄學、道教、佛教相互駁難，當時儒學的正統地位已經喪失，禮法被指為流俗，縱誕被視為清高，儒家嚴謹、務實、積極進取的精神已經泯滅，代之而起的是崇尚清談的玄學。士族階級一方面用老莊的任誕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約束的縱欲享樂生活，一方面又從老莊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尋求苛安生活中的恬靜心境；同時還以清談高妙的玄理來點綴風雅，炫耀才華。陶淵明視十三年仕途為「誤落塵網中」，自謂「性本愛丘山」，也是受當時流行的老莊出世思想影響的。

　　兩晉的玄學家，有的主張儒道調和，如郭象的自然與名教合一說，目的在於論證現行制度的合理性，有的則認為只有「無君無臣」的古代社會才是人民安定富足的樂土，這就是鮑敬言的「無君論」。陶淵明作為一個小私有者和失意文人，在對現實絕望之後，自然會認同這種思想，於是他筆下產生了一個美麗迷幻的世外桃源，千百年來為人們所心馳神往。

　　玄學與當時正在日漸發展的佛教在虛無空幻的人生觀、世界觀方面是相通的。這正是當時人們理想崩潰、信念迷失、心靈空虛的普遍反映，當時帝室和士族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社會上遁世超俗、出家為僧的現象非常普遍。陶淵明的思想認識也抵禦不了時風世尚。他的歸返田園與他人的出家為僧殊途同歸。但是，從其「形影神三首」，可見他不同意佛教虛偽的形影神不滅論；從其「結廬在人境」，可見他更關注現實，關注此生；「心遠地自偏」則表明他能進能退，落於塵中超物外，這才是有志有識之士在任何時代任何處境中的不凡姿態。

　　文學的興盛與發展是受社會經濟、政治與社會思潮的變革和發展所影響、制約的。由於社會的動亂，玄風的盛行，東晉文人競尚浮誕，馳聘玄理，「因談餘氣，流成文體」，詩壇逐漸為玄言詩所佔據。晉末宋初，老莊思想稍歇，佛教哲理又被許多方丈詩人引入文學創作。當時文壇領袖許詢、孫綽的創作，就是玄言、佛語滿篇的劣品，「平典似道德論」。

　　正是在這樣一個思想空虛、文學貧困的年代，陶淵明融其傲然不群的個性於詩中，給晉宋詩壇帶來一股清新風氣，正因他真正有決不同流合污、決不卑躬屈節的骨氣，他的詩文才能力轉時弊、別具一格，正因為他隱身而不隱心，仍然關注現實，所以他的詩文才能於輕描淡寫中顯出風骨，具有豐潤飽滿的內核，他的不事雕琢，作為對執意求理、強作高深的創作流俗的一種反正，因而也具有了深遠的意義，對以後反形式主義和反矯情偽智也是一種現成的樣本和生動的教材。當世的曲解埋沒不了陶詩的特殊魅力，相反，這更加顯出了他的卓絕，更加令後人敬仰而充分挖掘出他的淺近的詩句中蘊藏的真情真趣與真意。今天，陶淵明這位興起於亂世，被亂世所掩蓋的奇才怪傑，已當之無愧地被認定為是建安之後、盛唐以前的最傑出的詩人和散文家，是中國文學史上熠熠生輝、萬眾矚目的星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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