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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四喜詩文。

  唐太宗以武功立國,無暇于文,而「晚始向學,多屬文賦詩」。他生前寫了不少詩文。請人將他的詩文編入《全唐文》、《全唐詩》中,有文七卷、賦五篇,詩一卷六十九首。

  太宗的散文多屬政論,史論、詔敕之類,有不少優秀的篇章。由於他是開國有功之君,政治經驗豐富,統治歷程艱辛,生活根基深厚,故政論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其中不乏巧思警句。如《帝範》後序,總結自己一生功過,恰如其分,語多勵人,非常精彩。他這樣寫道:「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游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

  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唐太宗以君道自勵,以慎終自勉,以吏事鑒今,以帝範訓子,以忠諫察臣,以正直垂節。文章內容豐富,多涉戒奢、防驕、納諫、任賢,宣揚王道,探究人事,勵精圖治,撥亂反正,直接為「貞觀之治」的政治服務。

  唐初詩作流傳後世最多的當首推唐太宗。他的近半數詩,為宮廷詠物之作,此外為敘事、寫景以及從京城到地方巡遊的帝王生活的描繪。他善於抒發政治情懷,也有成功的寓情于景的篇章。《帝京篇》組詩共十首,以首寫長安宮殿始,末以反省戒驕終。開篇:「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宮百雉餘。連甍遙接漢,飛觀回淩虛;之日隱層闕,風煙出綺疏。」詩句對仗工整,氣魄宏大。末首六句較為集中地闡述了他的治國惠民的政治思想:「人道惡高危,虛心戒盈蕩;納善察忠諫,明科慎刑賞;奉天竭誠敬,臨民思惠養。」指出治國不善,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因此,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警惕政治上的自滿和生活上的放縱。勵精圖治還需明察臣下的直言規勸,擇善而從;明確法律條文,才能賞罰分明。末了還假託天命以敬天臨民、剝削有節而稱明君。

  唐太宗不重文名,注重修身,以昭君德,形成了文以載德的文藝觀。由於他喜作詩文,日積月累,遂成宏篇。

  五喜書法。

  唐太宗李世民酷愛王羲之書法,曾親自為《晉書》作《王羲之傳論》,極力推崇王書。他不惜重金,廣搜天下羲之遺墨,前後共得王真跡3600幅,以一丈二尺裝成一軸,時時觀賞,心摹手追,樂此不疲。雖然世間王書幾乎被他搜羅殆盡,但唯獨缺少王書珍品《蘭亭序》。這幅用鼠須筆、蠶繭紙書成的名貼是王羲之當年在蘭亭修禊宴飲時的神來之筆,日後雖重寫數本,均不及原稿,因此自己也極為珍視,交於子孫珍藏,傳至七世孫陳代書家智永時,因他在吳興永欣寺出家為僧,沒有後代,便傳給弟子辨才。辨才在屋樑上鑿暗檻收藏,秘不示人。太宗經過仔細推究,斷定《蘭亭序》在辨才手中,三次召他查詢,辨才均謊稱不知。於是,太宗便採納尚書右僕射房玄齡的計策,派監察禦史蕭翼偽裝成商人與辨才交往,逐步取得了他的信任,用自己所帶的內府中的王書真跡引出辨才手中的《蘭亭序》,然後乘隙竊走。太宗得貼後,欣喜萬分,放在座位旁早晚觀賞把玩。又命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四人各拓摹數本,賜給太子、諸王及功臣。由於他的偏愛與大力提倡,一時間朝野上下,學王成風。除了輾轉摹寫之外,另創集王字刻碑新法。

  從此,神機流逸、遒媚纏綿的王氏書風便籠罩書壇。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太宗病臥玉華宮含風殿,臨終前對高宗李治提出以《蘭亭序》殉葬的要求。

  高宗遵其遺願,用玉匣盛裝真跡隨葬於昭陵之中,以後,《蘭亭序》真跡便永絕人世,後人只能從唐人摹副本去想見真跡的丰采了。對真跡的來龍去脈、傳本的譜系真偽,千百年來人們聚訟不已,甚至清末還有人否定《蘭亭序》為羲之所書。此疑案由於真跡沉寂地下至今懸而未決。

  李世民以書家慧眼,首先認識到王書特殊的藝術價值,又依靠帝王之尊,將其推至「書聖」寶座,使羲之聲名顯彰、書藝光大,故功垂後世。但他同樣以帝王之尊,將絕世珍品《蘭亭序》攫為己有,乃至殉葬昭陵、毀跡人間,以了其個人生死不渝的翰墨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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