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32)_學達書庫

三二

　　§第十七章　公道執法

　　唐高祖剛剛打進長安的時候，為了表示自己的寬大仁慈，爭取人心，曾經宣佈，除殺人、搶劫、開小差和叛逆四項犯罪要處以死刑外，隋朝其他的法律一律廢除。這在當時是很得人心的。

　　唐朝剛建立的時候，社會秩序很混亂，各地盜賊越來越多，嚴重地威脅著唐朝政權。唐太宗剛剛即位三個月，就急忙召集群臣商量怎樣制止盜賊。一個大臣說：「沒有別的辦法，只有重重地懲罰。」另一個大臣說：「盜賊越來越多，是刑法不嚴的緣故。」魏征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對百姓要講仁義，這才是王政。」唐太宗很同意魏征的看法，因為他心裡也清楚，出現盜賊，是由於賦役繁重，官吏貪污勒索，百姓生活饑寒交迫造成的。嚴厲的刑罰只會激起百姓的反抗，隋煬帝不就是前車之鑒嗎？於是，他下令由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和法官一起修訂法律。

　　第二年，唐太宗下詔鼓勵大臣們薦舉人才。當時，全國各地等待薦舉的人都集中在長安。薦舉開始不久，就發現有人弄虛作假，謊報出身和資歷。唐太宗很生氣，命令弄虛作假的人趕快自首。如果不主動自首，查出之後就要處以死刑。不久，果然抓到一些謊報出身的人。唐太宗交給大理少卿（司法官）戴胄負責審理。戴胄根據法律規定，判處這些人流刑（流放、充軍）。唐太宗大發脾氣，質問戴胄說：「我下過命令，不主動自首就要處死，而你卻判了流刑，這不是讓我失信於民嗎？」戴胄鎮靜地回答說：「陛下如果查出弄虛作假的人不交給我審訊，就殺了他，我當然沒有辦法。既然交給我審訊，我只能按照法律的規定辦事。」

　　唐太宗拍著案子說：「你自己倒是得了執法的美名，卻讓天下人議論我說話不講信用！」戴胄說：「陛下的命令只不過是憑一時的喜怒決定的。法律是國家向天下公佈的最高的行為準則，守法才是最大的信用；按法律辦事，就要能忍小憤而存大信（忍耐個人一時的憤怒而保存國家的信譽）！」唐太宗聽戴胄說得有理，才轉怒為喜，讚揚戴胄說：「你能執法，我還有什麼可擔憂的呢？」於是，他命令長孫無忌、房玄齡加緊修訂法律。

　　河內（今河南省沁陽縣）有個名叫李好德的人，精神不正常。一次，他正犯病，胡說八道，大罵皇帝，被人告到官府。唐太宗讓大理寺丞張蘊古審理這個案子。張蘊古經過調查報告唐太宗說：「李好德患精神病屬實，根據法律不應該判刑。」可是，侍御史權萬紀彈劾張蘊古，說張蘊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張蘊古的判決顯然是包庇李好德討好李厚德。唐太宗聯想起有一次他路過監獄，曾看到張蘊古正和囚犯下棋，這樣的人，還能不包庇犯人嗎？

　　唐太宗越想越生氣，下令處死了張蘊古。過了幾天，唐太宗瞭解到李好德確實患有精神病，非常後悔，但是人已經死了，要挽回也來不及了。他趕快下了一道詔令：今後，凡是死刑，即使判決了，也要經過三次覆核，才能執行。並且讓長孫無忌把這一條寫到法律中去。

　　過去的法律都規定，兄弟分居以後，官爵、功勞不能互相繼承，但是犯了罪則要連坐（一起被判刑）。

　　有一次，一個叫房強的人，他的弟弟因為對朝廷不滿，陰謀反叛，被朝廷發覺，按照法律規定，儘管還沒有行動，也要處死。房強雖然毫不知情，但是按照兄弟連坐的法律規定，他也得被處死。唐太宗審查這個案子的時候，很同情房強。他對房玄齡說：「謀反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興師動眾，已經有行動；一種是講幾句反叛的話，還沒有行動，這兩種情況應該區別開來。」

　　隨後，唐太宗讓房玄齡把言論罪和行動罪區別對待，只有言論沒有行動的罪犯，他的弟兄不再連坐。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新的法律修訂完成了，這就是有名的《唐律》。《唐律》是在隋《開皇律》的基礎上修定的，比起《開皇律》又有很大改進。它共分十二篇五百條，內容周詳、簡明，是我國古代重要的法學遺產。

　　新法制定之後，唐太宗要求官員們遵照法律辦事。

　　他說：「法律不是為我一個人的，是天下人的法。不論什麼人，都要守法，沒有任何例外。」

　　有一年，發生了高甑生案件。高甑生是岷州（現在的甘肅省岷縣）都督，是唐太宗的老部下，資格很老。一次，唐太宗任命李靖為行軍大總管，率領各路兵馬討伐吐谷渾。高甑生誤了行軍的日期，李靖要按照軍法治罪。高甑生很不服氣，他仗著自己是皇上的親信，以為別人不敢懲罰他。他還惡人先告狀，到唐太宗那裡誣告李靖謀反。唐太宗派人調查，根本沒有這回事。根據《唐律》，唐太宗批准判處高甑生流刑。

　　這時候，有人替高甑生求情，說高甑生是秦府的功臣，即使犯了再大的罪也應該寬恕，何況這麼點小過呢！

　　唐太宗說：「甑生違犯了李靖的軍紀，又誣告李靖謀反，如果從寬處理，今後法律還怎麼實行呢？國家的功臣很多，假如我赦免了甑生，別人犯法，我怎麼禁止呢！甑生是我過去的功臣，我不會忘記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赦免他。」最後還是依法懲處了高甑生。

　　《唐律》在本質上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

　　但是，因為它是在隋末農民大起義的猛烈衝擊下產生的，它吸取了隋煬帝苛刑峻法的教訓，為了放鬆對勞動人民的統治，條文定得比較寬平。這種法律的改革，對於健全封建法律，安定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還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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