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24)_學達書庫

二四

　　（三）勸課農桑，不守農時

　　為了勸課農桑，唐太宗恢復了被廢棄達數百年之久的藉田儀式。特地頒佈《藉田詔》，預作準備。施行之日，盛況空前。據《舊唐書·禮儀志》載：「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躬禦耒耜，藉於千畝之甸。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

　　天子親耕藉田的古代儀式，自東晉以後。唐太宗鑒於前代不重農事的教訓，採取「躬禦耒耜」的舉措，顯然具有提倡舉國上下盡力農耕的含義與作用。

　　唐太宗經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視，勸課農桑。貞觀四年，他跟諸州考使談了一番「勸農」的道理，頗為生動。首先，強調「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穀不登，恐由朕不躬親所致也。」接著，說他自己在園苑裡種了幾畝莊稼，有時鋤草不到半畝，就感到很疲乏。「以此思之，勞可知矣。農夫實甚辛苦。」

　　一個帝王能體會到農民的「辛苦」，這正是唐太宗的開明之處。因此，他要求諸位使者到州縣時，「遣官人就田隴間勸勵，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還，多廢農業，若此勸農，不如不去」。

　　當然，勸課農桑的關鍵在於不違農時。唐太宗從農本思想出發，十分強調「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例如，貞觀五年，曾發生過舉行禮儀與農時衝突的事件。當時禮部官員援引陰陽家擇用吉日的建議說：「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

　　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節，唐太宗寧願屈禮而貴農，說：「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今改用十月。」皇太子的冠禮是國之大事，唐太宗不顧陰陽家的說教，將日期改為秋後農閒的十月，足見他對不違農時的重視。再如，唐太宗喜歡狩獵活動，以示不忘武備。為了不妨礙農時，儘量選擇農閒時間進行。據《舊唐書·太宗本紀》載，貞觀年間他有過七次田獵，都是選在當年的十、十一、十二月。

　　唐太宗還運用法律手段來保證這項措施的貫徹。

　　《唐律》有《非法興造》條文，指出「諸非法興造及雜徭役，十庸以上坐贓論。」《疏議》解釋：「非法興造，謂法令無文。雖則有文，非時興造亦是。若作池亭賓館之屬及雜徭役，謂非時科喚丁夫，驅使十庸以上，坐贓論。」這裡，所謂「非時興造」，就是農忙時動工，違反農時，故被視為「非法」，體現了唐太宗「不奪農時」的與民休息思想。

　　（四）興修水利

　　水利是發展農業的根本。唐太宗十分重視水利工程建設。特別是貞觀年間，水旱連年不絕，治水更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例如，貞觀十一年七月，洛水暴漲，淹沒600餘家。唐太宗下詔自責，說：「暴雨成災，大水氾濫，靜思厥咎，朕甚懼焉。」同年九月，黃河氾濫，毀壞很多地方，唐太宗親自到白司馬阪巡視，足見他對水利設施的關注。

　　為了有效地治水，唐初對治水的專門機構加以整頓。據《唐六典》卷七載，工部設有水部郎中和員外郎，職責是「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鹹總而舉之。」京師設有都水監，掌管京師河渠疏浚與灌溉事宜。此外，還制訂出水利與水運的專門立法，即所謂《水部式》，以刑律保護河水與堤防的合理使用。唐太宗執法較嚴，凡是違反《水部式》規定的失職官員，務必懲處。如貞觀十八年，太常卿韋挺負責水運糧食至遼東，事先沒有視察河道，致使六百餘艘糧船因河道「淺塞不能進」。次年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的刑律，被「械送洛陽」，遭到「除名」的處分。

　　在唐太宗的倡導下，各地興修水利成效顯著。例如，貞觀十八年，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因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乃引雷陂水，又築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頃，百姓獲其利。」又如，滄州刺史薛大鼎，針對州內無棣河淤塞、不便通航與灌溉的情況，上疏建議開河。經批准後，在百姓的辛勤勞動下，終於疏通了。百姓為之作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接著，他又疏通了長蘆河、漳河及衡河，使地勢低凹的滄州免除了「夏潦」的威脅，「境內無複水害」。

　　總之，貞觀一代，約興修了二十餘處的水利工程。

　　除上述措施以外，應當提及的還有：設置義倉，救災備荒。以藏糧備荒為宗旨的倉儲制度，古已有之。

　　隋文帝開皇年間尤盛。唐承隋朝，唐太宗對此又作了新的改進，使倉儲制度更加完備；增殖人口。隋末戰亂，人口疾減。武德年間僅有200余萬戶，不及隋朝最多時的戶數1／4。唐太宗即位後，十分關心戶藉的變動情況。因為發展農業生產，必須有足夠的勞動力，而當時人口稀少則是不利的條件。所以，貞觀時期採取了以下兩個措施。一是贖回外流到突厥的人口；一是獎勵婚嫁，生育人口。唐太宗採取的一些措施，使人口迅速增長。貞觀二十三年，全國戶數接近380萬戶，雖然還不到隋朝最多時戶數的一半，但比武德年間增了180萬戶；再就是釋放宮女。這項措施跟獎勵婚嫁、增殖人口的指導思想相聯繫。據記載，唐太宗即位後，曾兩次釋放過宮女：一次是在武德九年八月，因整頓宮殿，放還宮女3000余人。

　　另一次是在貞觀二年九月，派遣戴胄、杜正倫等於掖庭西門釋放宮女。前後兩次釋放的總數，如唐太宗本人所說：「數年來又放宮人三五千人出。」

　　唐太宗推行的這一系列重農政策，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效果，慢慢地呈現出政治安定、經濟繁榮的景況。

　　關中地區是唐王朝的京畿之地，首先得到了恢復與發展。至貞觀三、四年，關中農業豐收，流散人口紛紛回鄉。但就全國範圍來說，如魏征指出，從伊、洛以東，直至泰山，還是「人煙斷絕，雞犬不聞」的荒涼狀況。貞觀六、七年是關鍵的年份。這兩年，風順雨調，連續豐稔。廣大的山東地區改變了昔日殘破的面貌：「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于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接著，貞觀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又是豐收年成。唐代史學家杜佑描繪說：「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鬥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鬥值兩錢。」糧價從斗米一匹絹，跌至斗米四、五錢，再跌至斗米兩、三錢，說明農業生產得到了迅速恢復與發展。

　　上述措施，以往的封建王朝也有執行的，為什麼唐初收效尤其顯著呢？關鍵的原因是唐太宗能夠以隋亡於擾民廢業為鑒，警惕自己務必「撫民以靜」。他曾在《金鏡》這篇詔文中說：「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為之哀，睹其勞苦不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他決心不做殷紂之類「苦民之君」，而要做「治民之主」。由於唐太宗能切實推行重農政策，因而終於取得了「貞觀之治」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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