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23)_學達書庫

二三

　　（一）推行均田，獎勵墾荒

　　要使百姓「安靜」，首先要有田可種。經歷隋末喪亂，州縣蕭條，人口稀少，大量空荒地的存在是唐初實行均田制的前提。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頒佈均田令，規定：「丁男、中男給（田）一頃，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這種計口授田的土地分配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強對土地的壟斷。但是，武德七、八、九年間，皇室內爭激烈，均田令並未認真貫徹。唐太宗即位後，才開始切實地推行。但是，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況下，所謂「均天下之田」是不可能徹底實行的。誠如元代馬端臨所說：「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所以，在空荒地較少的地區即「狹鄉」，農民群眾往往得不到法定的百畝。貞觀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靈口，村落側，向其受田，丁三十畝。遂夜分而寢，憂其不給。」對於受田不足的情況，唐太宗深感憂慮。

　　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唐太宗極力鼓勵農民遷往空荒地較多的地區即「寬鄉」，以便給足田數。貞觀元年，關內旱災，糧食歉收，組織饑民到關外「分房就食」。貞觀二年，唐太宗提出：「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為功最」。希望地方官「善相勸勉」。所謂「客口」，就是遷居客地附籍的客戶。

　　其中有災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農，他們遷居的地方主要是寬鄉。貞觀十一年，新頒佈的《唐律》規定，寬鄉占田逾限不作違反律令論處，移民墾荒可以得到減免租稅的優待。據後來編纂的《唐律疏議》卷十三解釋：「若占於寬閑之處不坐。謂計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務從墾辟，庶盡地利，故所占雖多，律不與罪。」如果「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的，可以免除賦役負擔：「去本居千裡外，複三年。五百裡外，複二年。三百裡外，複一年之類。」官員不按賦役令執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處分。這些措施清楚地反映了唐初統治者鼓勵農民移居寬鄉墾荒的意願。貞觀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巡視靈口後，「詔雍州錄尤少田者，給複移之寬鄉。」以上證明，推行均田制的重點在於寬鄉占田，獎勵墾荒。

　　（二）租庸調法與「輕徭薄賦」

　　唐初賦役稱為租庸調法，它初定于武德二年二月，修訂于武德七年四月，受田戶每年納粟二石，叫做租。

　　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用絹代役，一天折絹三尺，二十天共計六丈，叫做庸。納絹二丈，另加絲綿三兩；或者納麻布二丈五尺，另加麻三斤，叫做調。由於經受隋末農民戰爭的打擊，唐初比隋代放寬了直接生產者徭役折色的年齡，嚴格了服庸時間的計算方法。唐太宗即位以後，基本上照章辦理，對租庸調法沒有作過重大的更改或調整。

　　實際上，唐初的減免租賦是很有限的，因為當時「國家倉庫猶虛」，沒有豐裕的物質條件。因此，「貞觀之治」的主要內容不是減免租賦，而是在於防止濫征民力，反對勞役無時。唐初統治者親眼目睹隋亡的全過程：「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台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結果是「民不堪命，率土分崩。」

　　鑒於此，唐太宗十分強調去奢省費，躬行節儉。例如，貞觀元年，他想營造一座宮殿，材料都準備好了，但一想到歷史的教訓，就不再興建了。貞觀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議營造一座高燥的台閣，以改善「宮中卑濕」的條件，但是唐太宗堅決不允許。貞觀四年，又對大臣們說：「崇飾宮宇，游賞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勞敝之事，誠不可施于百姓。」

　　既然農民群眾減少了「勞弊之事」的負擔，也就意味著他們用於自己土地上的勞動時間相對地增多，勢必提高了生產積極性。

　　至於限制役使民工，唐太宗還運用《唐律》，從刑法上加以約束。《唐律疏議》卷十六規定：「修城郭、築堤防，興起人功，有所營造，依《營繕令》，計人功多少，申尚書省，聽報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報，各計所役人庸，坐贓論減一等。」《唐律》對違令者予以刑事處分，顯然意在防止濫用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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