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22)_學達書庫

二二

　　§第十一章　貞觀之治

　　唐太宗即位以後，曾主持開展過一次關於「自古理政得失」的辯論。這次辯論的目的是力圖找到一條實現「天下大治」的途徑。當時面臨著百廢待舉、百亂待治的局面，大亂之後究竟能否大治？看法是很不一樣的，持懷疑態度的不少。連唐太宗也發出了「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的感歎，對於「致治」缺乏信心。唯獨魏征滿懷信心地說：「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

　　這是很有見地的。大臣封德彝等卻大不以為然，引證歷史，說什麼夏、商、周三代以後，人心漸漸地澆薄，所以秦朝專用法律，漢朝雜用霸道，它們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他甚至當著唐太宗的面，厲聲指責：「魏征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亂國家。」魏征也不客氣，他援古引今，考之史籍，反復說明亂後致太平的事例多得很。唐太宗採納了魏征的建議，作出了「大治」天下的決策。

　　天下怎樣才能「大治」呢？唐太宗和魏征認為，必須撫民以靜。所謂「靜者，為化之本」，這就是「安人理國」的根本方針。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即位。這時，北方突厥揚言以「將兵百萬」相威脅，頡利可汗侵犯至渭水之北。面對這種情況，唐太宗堅決實行「安人理國」的方針，他挺身而出，訂立了「便橋之盟」，突厥撤退回去。事後，唐太宗對大臣們說：「我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因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這說明，唐太宗所謂「安靜」，最初主要是指不進行對外戰爭，使百姓減少兵役的負擔。

　　任何施政方針都是不斷完善的。隨著形勢的發展，唐太宗所謂「安靜」又包括了新的內容。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和群臣商議「止盜」對策，提出了「安人理國」的四項措施：一是「去奢省費」，二是「輕徭薄賦」，三是「選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餘」。

　　同年同月，唐太宗強調指出：「君依于國，國依於民。

　　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滿而身斃，君富而國亡。」這個比喻，形象地表明瞭治國必先安民的遠見卓識。貞觀元年，唐太宗重申「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次年進一步闡明治國在於「人君簡靜乃可致耳。」這樣，以「存百姓」為宗旨、以「簡靜」為特徵的治國方略，就被明確地規定下來了。

　　唐太宗的撫民以靜的治國方略，是以民為邦本的政治思想和靜為農本的經濟思想為其基礎的。對於這一點，唐太宗在貞觀二年曾講過這樣一段話：「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唐太宗鑒於隋亡於虐民的教訓，把「存百姓」當作「為君之道」的先決條件，同時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聯繫。他的思路是很明確的：封建王朝的長治久安取決於百姓的能否生存，百姓的存亡取決於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國治、民存、君賢三者有機地聯繫起來，反復強調民存取決於君賢。他有一句名言：「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這是君主的安危受到人民力量制約的思想流露。同時，唐太宗也清醒地認識到，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必須在經濟上十分重視農業這個根本問題。他說：「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

　　唐太宗的農本論並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現形式就是靜為農本的觀點。具體地說，一方面要讓農民休養生息；另一方面統治者征役要不違農時。與民休息是靜為農本的核心內容，不違農時則是休養生息的必要條件。貞觀二年，唐太宗在慰勞刺史陳君賓時說：「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為慮。」

　　貞觀三年四月，在《賜孝義高年粟帛詔》中說：「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一人，唯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

　　貞觀八年，又指出：「朕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

　　從這些話裡，可以窺見唐太宗是注意貫徹靜為農本思想的。

　　唐太宗不僅規定了以「靜」為特徵的施政方針，而且採取具體措施加以落實。具體地說，他的重農政策擇其要者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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