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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唐太宗處理裴寂問題是很講究策略的。從形式上看,裴寂還是受到尊重的,貞觀元年,食封一千五百戶,比所有的功臣都多,居位第一,實際上被剝奪了預議政事的實權。貞觀三年,發生沙門法雅案件。據偵查,裴寂和那個心懷「怨望」的法雅有牽連,就被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鄉。「寂表乞住京師,久而不去。太宗大怒。長安令王文楷坐不發遣令,笞三十。」不久,有人揚言「裴公有天分」。裴寂惶懼,竟然唆使他人殺人滅口。唐太宗知道後,憤怒地宣佈裴寂的四大罪狀:第一條,「位為三公而與妖人法雅親密」。第二條,「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我所謀」。第三條,「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第四條,「陰行殺戮以滅口」。最後說:「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眾乎。」於是貶流於靜州。

  武德時宰相中也有支持李世民的,如陳叔達、蕭瑀和宇文士及等。這三位分別出身于陳朝皇族、梁朝皇族及北周宗室,思想上比較守舊,缺乏進取精神。

  唐太宗即位後,就逐漸地把他們從宰相的職位上調換下來,另作妥善的安置。武德九年七月,罷免出身于隋朝宗室的中書令楊恭仁,由宇文士及接替。同時任蕭瑀為尚書左僕射,封德彝為尚書右僕射。十月,蕭瑀和封德彝發生矛盾,憤憤不平。接著又跟陳叔達在殿廷上爭吵,聲色俱厲。「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

  貞觀元年六月,封德彝去世,又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左僕射。九月,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十二月,「左僕射蕭瑀坐事免。」總之,蕭瑀等重臣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很難勝任宰相的職務了。「與宰臣參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怏怏。玄齡、魏征、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

  唐太宗雖然罷免了陳叔達、蕭瑀等相職,但仍舊把他們當作德高望重的名臣,以禮待之。例如,時常慰勞叔達,重溫舊誼。「後坐閨庭不理,為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宇文士及「疾篤,太宗親問,撫之流涕」,死後陪葬昭陵。

  至於蕭瑀,唐太宗稱讚他「守道耿介」,後來圖形于淩煙閣,拜為太子太保。總之,這些處置,有利於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一致。

  唐太宗整頓決策集團的關鍵,在於把秦王府舊屬和親信包括從東宮爭取過來的傑出人才,提拔到最重要的崗位上,並鼓勵他們積極地去治理國事。

  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剛立為皇太子,就以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左衛率,程知節為右衛率,虞世南為中舍人,褚亮為舍人,姚思廉為洗馬。這樣就組成了以太子李世民為首的決策機構。除宇文士及外,無忌和士廉是親戚,其他都是秦府武將或者「十八學士」;而且大多在玄武門事變中做出過貢獻。

  同年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宇文士及為中書令,蕭瑀為左僕射,封德彝為右僕射,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杜如晦為兵部尚書。這就為李世民正式即位作了組織上的必要準備。貞觀元年,封德彝死後,由長孫無忌補為右僕射。貞觀二年正月,無忌自動辭職。杜如晦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李靖檢校中書令。同年二十月,又把原東宮舊屬王珪提拔到相位上來,守侍中。貞觀三年二月,以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李靖為兵部尚書,魏征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經過幾年的調整,至此,唐太宗完成了最高決策集團的重建工作。左僕射房玄齡明達政事,右僕射杜如晦引拔士類。「至於合閣規模,皆二人所定。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房、杜為相,共掌朝政,為實現「貞觀之治」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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