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20)_學達書庫

二〇

　　面對這種情況，唐太宗先派有相當影響的大將屈突通為陝東道行台左僕射，「馳鎮洛陽」。這顯然是估計到關東地區的形勢而作出的緊急部署，以防止可能發生的叛亂。

　　隨後又及時地選派魏征宣慰山東。魏征本來是山東人，周靜帝大象二年生于襄國郡巨鹿縣。家境孤貧，通曉書術。「隋亂，詭為道士。」洶湧澎湃的農民起義怒濤，把這位屬意縱橫之士卷了進去。正如魏征在《述懷》詩中所說：「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

　　他在李密的瓦崗軍裡典掌過書記，十次向李密獻計，表現了他的「奇謀深策」。後隨李密降唐，「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致書徐世勣歸附。

　　不久被竇建德河北義軍所俘虜，被拜為起居舍人。建德失敗，魏征投奔于李建成，很受器重，曾提出「結納山東豪傑」的方針。可見，魏征和山東、河北地區各種社會勢力有著密切的聯繫。玄武門之變後一個月，即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封魏征為諫議大夫，「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當魏征到達磁州時，恰好遇著州縣官把前東宮、齊府官屬李志安、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原來，建成與元吉的親信已經逃往河北了。魏征跟副使商量說：「東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複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接著，就自行把思行等釋放了。這個措施，不僅是體現了唐太宗的寬大政策，有利於消除逃亡者的疑慮，更重要的是使唐太宗在河北地區樹立起「信義」來，以爭取山東豪傑的廣泛支持。所以，唐太宗知道後，十分高興，對魏征更加信任。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詔免關東賦稅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不久又變卦，重新頒佈敕令，說「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准折。」關東地區百姓們大失所望。這時，正在宣慰山東的魏征立即上書，強調指出：「今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

　　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為此計者，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

　　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魏征的慷慨陳詞，顯然是要唐太宗注意自己的政策在關東地區的影響，切不可貪圖小利，重新惹起山東人對李唐王朝的嫌忌與不信任。由於魏征的積極「宣慰」，妥善處理各處關係問題，山東、河北局勢逐漸地平靜下來。

　　李唐皇室出於關隴地主集團，而要實現全國範圍的統治，不能不任用山東人士。廣大的山東地區既是人才薈萃之地，又是當時財政命脈所在。武德六年初，秦王李世民敏銳地注意到：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蠶綿之鄉，而天府委輸，待以成績。可見，山東、河北地位是何等的重要。玄武門之變後，唐太宗一直留心物色山東人，用來穩定山東局勢，魏征與崔仁師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然而，唐太宗有時囿于地域的偏見，未能公平地對待關中與山東人士。魏征宣慰山東前夕，曾向太宗指出：「不示至公，禍不可解」。也就是說，如果失之「至公」，山東人就會產生怨恨，甚至結群思亂，天下就難以太平。對此，唐太宗是心領神會的，因此立即請魏征「安喻河北」。貞觀元年，「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跪奏說：「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這話深深地打動了太宗的心弦。張行成是定州義豐人，少師事著名經學家劉炫，後在王世充那裡當過度支尚書，與山東各種勢力聯繫廣泛。唐太宗說過：「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為什麼如此器重，讓他預議大政呢？原因就在於張行成的意見反映了山東豪傑的願望。

　　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所拔擢的山東人士，往往不是士族高門，而是普通的微族寒門。例如，魏征是小族之家，境況孤貧；崔仁師似系高門中的破落戶；張行成的先世無名望，當為卑微寒族。此外，受唐太宗重用的還有：張亮以農為業，家境寒賤；戴胄出身低微；馬周是個寒士，等等。因為這些人大多經歷隋末戰亂，跟關東普通地主聯繫密切，熟悉民間的情況，所以，唐太宗利用他們，迅速地穩定了山東、河北地區的政治局勢。

　　再次，審慎地調整最高決策集團。唐高祖時先後有十二位宰相，幾乎都是皇親元勳或者是貴族、士族。

　　其中最受重用的，首推裴寂。裴寂是蒲州桑泉人，與李淵友誼頗深，參與起兵密謀，擁有「佐命之勳」，故在武德之朝崇貴無比。可是，李世民卻和他歷來有矛盾。在皇位的激烈爭奪中，裴寂公開袒護李建成。

　　因此，唐太宗曾當面斥責他說：「武德之時，政刑紕繆，官方弛紊，職公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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