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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杭州也並非遍地荷花與牡丹，東坡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談笑、唱歌、月夜泛舟，因為獄中有一萬七千個欠債和私販官鹽的犯人等著宣判，有蝗災要治理，有航道要疏通，有饑荒要調查。在蘇軾這段時期所寫的幾百首詩中，我們甚至難以找到固定的主調。他寫喜劇詩和諷刺詩，充滿才情的風景詩、抒情詩、喧笑詩，也有不少憂愁的詩句。在他酒席上喧嘩、愉快、嬉笑的外表中隱藏著不安、沮喪、悲哀甚至恐懼的情緒。 　　沒有人比蘇軾更能充分表達民間的疾苦，他的才華使他將別的作家想要表達的一切更充實、更完整地化為詩歌和優美的文字。但是蘇軾離開京師來這兒，心裡掛著創痛。他對政事的發展傾向暗感恐懼和悲哀，他的傷痛比別人更深。他在密州寫給喬太博的一首詩總括了熙寧四年（1071年）到熙寧九年（1076年）間多產時期他在杭州和密州的一般看法。 　　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 　　其間忤憂樂，歌笑雜悲歎 　　顛倒不自知，直為神所玩 　　須臾便堪笑，萬事風雨散 　　自從識此理，久謝少年伴 　　另一首寫給孔文仲的詩表達了他對官廳盛事的輕蔑感。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 　　金鞍冒翠錦，玉勒垂金絲 　　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之 　　人生各有志，此論我久持 　　他人聞定笑，聊與吾子期 　　隨著他歡笑的詩篇我們也聽到呼喊與歎息。我們聽到鳥雀的鳴聲夾著獄囚的呻吟，水車的咕咕聲夾著老農婦的哀訴，湖上的喜宴也夾著他稀發漸白的怨歎。 　　蘇軾不是一個高興時故作悲哀，悲哀時故作歡笑的人。 　　很多他的朋友與他通信，他們都不贊成王安石的新政，只是因為王安石當時氣勢正如日中天，所以他們大都把意見擱在心裡。歐陽修已經去世；司馬光潛心寫書；張方平沉迷酒杯；蘇轍明哲保身。蘇軾不夠圓滑，他親眼見到百姓受苦，除了田園美詩，他還不斷寫鄉村不美的一面。他知道自己的詩篇遠達京城，但是他不在乎，他的這些詩一天天堆成他罔顧政府威信的罪名。 　　熙寧七年（1074年），蘇軾杭州任滿，當時他弟弟在山東省濟州（現在的濟南）任職，蘇軾自請調到該省，被批准派往青島附近的密州擔任太守。他在密州只幹了兩年就被調任徐州太守，由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做到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 　　蘇軾與杭州南北寺廟的僧友告別後，就攜家北上。 　　他妻子王閏之買了一個十二歲的丫環，生性聰穎，名叫朝雲，她後來在蘇軾的生命中佔據了重要位置。 　　密州是個非常貧瘠的地區，主產大麻、棗子和桑樹，此地的生活與杭州真有天壤之別。雖然做了太守，可蘇軾的日子過得十分清苦，因為當時官員薪俸銳減，蘇軾甚至以杞菊充饑。在《杞菊賦》的序言中，他寫道：「餘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延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 　　王安石罷官，新得勢的惠卿又設了一種新法稅，密州百姓根本無法負擔。蘇軾外出時，竟見到許多兒童被拋置路旁，有的大聲號哭，有的奄奄一息，蘇軾的心大受震撼，試想，做父母的若非到了實在萬不得已的地步，誰肯丟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呢？蘇軾救下了三四十個即將餓死的孩子，把他們安頓在各個家庭裡，不過，「灑淚循城拾棄孩」，蘇軾這樣做，也只是杯水車薪，他是無力改變現狀的。 　　這是蘇軾最沮喪的時期，說也奇怪，詩人在最悲哀的時候卻寫出了最好的作品。這段時期，他的作品日臻成熟，憤怒與尖酸都過去了，只留下滿心安祥與去意，就連他在自然中的歡樂，以及當日的趣味也更醇美，與杭州時期的情致截然不同。他愈來愈仰慕陶淵明，他的《西齋》詩中，不但可以看出真正的安祥與滿足，而且完全和自然融為一體，對自然的聲音色彩也含有平靜的喜悅，與田園大詩人陶淵明的詩相比，可謂不分上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長 　　昏昏既非醉，禹禹亦非狂 　　寒衣竹風下，穆然中微涼 　　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 　　榴花開一枝，桑棗沃也光 　　鳴鳩得美陰，困立忘飛翔 　　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 　　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 　　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 　　奇怪的是，蘇轍總是能使蘇軾產生優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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