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5)_學達書庫

五

　　「慶歷年間本來曾經建立過學校，但是到了今天，只有空名還存在著。現在要改變今天的禮制，變更今天的風俗，又要徵發民力來整修官室，聚斂百姓的財富來供養那些遊士。百里之內設置官府建立軍隊，獄訟在那裡治理，軍務在那裡謀劃，又要精簡那些不受統領的官員，把他們摒棄到遠方，那不是人為地製造紛亂，給天下人民造成苦難嗎？如果沒有多大的改革而又希望對時代有益，那麼和慶歷年間的建立學校又有什麼不同呢？所以我認為今天的學校，尤其應該沿用過去的制度，讓先王所創的舊業，不至於在我們這一代被廢棄就夠了。至於貢舉這種辦法，已經施行百年了，國家的治亂盛衰，原因並不是因為貢舉。皇上看祖宗的時代，貢舉這辦法，和今天相比究竟是哪個好？言語和文章，和今天相比究竟哪個優？得到的人才，和今天相比究竟哪個多？天下的事情，和今天相比究竟誰會辦？比較了這四件事的長短，就可以對議論作出決定了。

　　「現在想改變的不過是幾樁小事：有人說鄉舉應該以德行為本而略去文辭；有人說應該專取策論而免去詩賦；有人卻希望兼采名譽聲望而廢除糊名彌封的考試辦法；有人則希望經生不考帖經而考大義，這些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論調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長遠的、大的事情，而小小的變法又何必去干預呢？我還有一個經常掛在心上的私憂，也許只是錯誤的想法，但還是想對皇上陳說：關於性命的學說，從子貢開始都沒有聽到過夫子的闡釋，而今天的學者，卻偏偏把不談性命看成可恥的事。讀他們的文章，感到大而無當而難以窮盡；看他們的樣子，似乎超然物外無所黏著而不可留取，這難道算是真有才能嗎？原來那些只有中等資質的人，卻偏偏在那裡安於放任，樂於荒誕罷了。皇上又為什麼要用他們呢？」

　　蘇軾將奏議呈上，神宗醒悟了，說：「我原來就懷疑這個改革，讀了蘇軾的奏議，思想就完全清楚了。」

　　神宗當天就召見了蘇軾，問：「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與失都有些什麼呢？你只管告訴我，即使是我的錯，也請你明言。」蘇軾回答道：「皇上有生來就明理的天性。治國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斷，就只怕求治心太急，聽的意見太泛，進用的人才過快過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靜來鎮住急躁，靜等著變化的自然到來。然後適應它就是了。」神宗恍然大悟，心有餘悸地說：「你這幾句話，我應該牢牢記住，好好思量。你在館閣工作，希望能替我好好考慮治亂的措施，不要有什麼隱瞞。」蘇軾退出後，就把神宗的話告訴了其他同事。王安石心裡十分不快，就想了個辦法，讓蘇軾任開封府推官，打算讓繁忙的政事束縛住蘇軾。誰知蘇軾處理政務果斷、精確、敏捷，結果王安石此舉反而讓蘇軾的名聲傳播得更快更遠了。

　　一年元宵佳節將臨時，朝廷下令開封府到浙江去買彩燈，並且命令要壓低收購價格。蘇軾上書說：「皇上難道會把元宵觀燈作為快樂嗎？其實這不過是想侍奉皇后和太后，討她們的歡心罷了！然而皇上的這份心，百姓是不會知道的。以低價從他們手中買燈，他們會認為皇上是為了自己的享樂，去奪取他們的口中食身上衣！這件事本來很小很小，但它牽涉的事體卻很大，請皇上收回成命。」神宗於是下詔取消了此事。

　　從這件小事上，我們可以看出，神宗的確對蘇軾的意見是很尊重的。

　　但是我們說過王安石是個口才絕佳的人，他深得神宗信任和寵愛，還獲得了高官。在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開始全面整肅禦史，反對新法的官員一個個被罷官或者被遠調，這樣，朝廷的官員越來越多地成為王安石的親信與支持者。蘇軾本來還算安全，王安石並沒有要對付他的意思，可蘇軾卻主動出擊，向皇帝呈上了「上皇帝書」，洋洋灑灑九千字，力述新法的不利。

　　蘇軾的「上皇帝書」，可以說代表了他的政治哲學，也顯出他個人的脾氣和文風，整篇文章充滿了機智、學問和大無畏的勇氣，義憤的爭論中夾著冷靜、簡明的推理。有時文筆犀利，直爽無比；有時徐徐道來，引經據典。文章內容巧妙、誠摯、有力，對世事滿懷激情和悲哀。蘇軾明知此時上書對自己非常不利，照情形看，他至少也會被免職，可蘇軾想到神宗曾說過讓他「好好考慮治亂措施，不要有什麼隱瞞」，覺得自己有必要在關鍵時刻表明立場。

　　「上皇帝書」中，重要的論點有兩個，第一是「君權民授」的觀點，這是孟子的觀點，他說，君主並不是靠「神」給予的權利來治理國家，而是依靠「民」——百姓的支持！另一個論點是有關容納不同意見和批評的問題。當時王安石清除台諫——「台諫」是一個組織，其功能是代表公眾的意見，不斷檢討批評當權者的不足——引起大批官員的不滿。

　　蘇軾寫道：「我想說的話，只有三句：希望皇上能結人心，厚風俗，存法度。君主所依靠的，就是人心，這就像樹木依賴於樹根，燈兒要亮就依賴於燈油，就像魚依賴于水，就像農夫的生存依賴於土地，就像做生意的人離不了貨幣。樹木沒有根就會乾枯，燈沒有燈油就會滅掉，魚失去水就會死亡，農夫失去田地就會挨餓，商人沒有錢財就會貧窮，同樣，君主失去了人心，他的統治便會滅亡，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以來，沒有一個平和、簡易、隨俗、同眾的君主治理的國家是不安定的，也沒有一個剛愎自用的君主治理的國家是不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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