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19)_學達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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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衍用這種觀點來解釋歷史上的朝代，說黃帝時興土德，因為土是黃色的，因而崇尚黃色；大禹時興木德，草木四季繁茂，到了冬天也是鬱鬱蔥蔥，木氣很勝。因為木是青色，因而崇尚青色；商湯時興金德，因金為白色，因而崇尚白色；周文王時，有火赤鳥銜丹書，飛到周朝的領地，周朝就崇尚紅色，興火德。這種學說後來被秦始皇所接受，他按照五德終始的原理，推斷出秦朝應當興水德，——水勝火，秦代周，自然應當是興水德了。於是他按照水德訂立了一套制度：以十月朔為一年的開始；數字以「六」為吉利數，許多物品都以「六」為標準尺度，比如符為六寸，步為六尺，車軌為六尺，皇帝外出乘車時配集的馬匹數也是為六，等等。全國上下，都崇尚黑色，衣服以黑為貴，旌旗也都是黑色的，皇宮內外，黑色成了權威的象徵，代表著天子的威嚴。

　　漢朝建立之後，「漢承秦制」，並沒有做多大的改動。漢高祖劉邦自認為得水德，跟秦始皇一樣，因而制度也毋需大的改革，並以青年時斬蛇一事來做為依據。

　　據說漢高祖劉邦當年在沛縣時，一次酒後見一大蛇擋道，隨後將它斬殺了，後來遇到一位哭哭泣泣的老婦人，劉邦問她為何啼哭，老婦人哭道：「有人殺了我的孩子啊！」劉邦乘著酒興，拍著胸脯說：「誰殺的？我去給你報仇！」老婦人搖搖頭，「你替我報不了仇。我的孩子是白帝子，今天變成了蛇，躺在路上，被赤帝子殺了，此仇無法報啊，所以我只有哭泣。「劉邦一聽，暗吃一驚，將這件事記在了心裡。

　　漢興秦亡後，劉邦想，白帝子赤帝子想必都是可以變化成蛇的，既然如此，漢朝與秦朝同興一德又有什麼不對呢？加之漢朝初立，許多事情需要處理，漢初基本上就承襲了秦朝有關水德的說法。

　　現在到了漢武帝統領天下，局勢大定，修改曆法重新被提上了日程。自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和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等人上書提議修改曆法後，改曆工作就逐漸進入了實施階段。

　　司馬遷受命主持改曆工作。曆法的改定，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司馬遷對此十分謹慎，除了漢武帝指定的公孫卿、壺遂、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外，司馬遷還邀請了許多在這方面造詣很深的學士專家來參加改曆工作，如鄧平、司馬可、侯宜君、兒寬、洛下閎、唐都等等都被請來了，官府的、民間的，甚至連隱士高人統統被請到了皇宮，參與這一舉足輕重的改曆工作。這裡很值得一提的是唐都，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經向他請教過觀測天文星象的觀測方法，論輩份，司馬遷該叫他「師祖」了，資歷自然是十分老成。

　　幾十位專家經過精密推算，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制定出了新曆，即歷史上有名的《太初曆》。《漢書》中對此曆大為稱道，說它「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其科學、精密程度，自然是遠遠勝過那《顓頊曆》的了。

　　《太初曆》將一年的開始定在正月，並一改舊曆中以冬至月（今陰曆十一月）為正月的傳統，將正月定在建寅之月，即現在的陰曆元月，稱之為「夏正」。直到今天，陰曆還叫做「夏曆」。這種夏正制，貫通了二十四節氣，並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對於農業生產來說，這是十分有利的，因而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

　　漢武帝對這《太初曆》自然也是十分滿意的了，他下詔將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改為太初元年，並按照當年賈誼、公孫臣等人的建議，下令改制：顏色以黃為貴，數字以五為吉，定官名，協音律。自此，漢朝建立百多年來，終於完成了改制，正式以土德自居了。

　　《太初曆》對後世影響是很深遠的，它是我國古代曆法變革的一項重大成果，為後來曆法的發展，進一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其以陰曆元月為一年開始的做法，其對晦朔弦望的準確訂正，直到現在，還被人們採用，可以說，它對中國人的時間觀念產生了幾千年的影響。

　　《太初曆》的制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為這項工作的主持者，司馬遷又當作如何感想呢？《太初曆》的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他承擔的，採用夏正制的做法，也是他提出來的，做為自小受到父親言傳身教、此後又刻苦鑽研星曆知識的司馬遷，在天文方面的修養、造詣絲毫不遜于其他專家。對於《太初曆》的成功，他應當是很滿意的了，而實際上，對於自己為之付出了諸多汗水的新曆，司馬遷並不覺得十分如意，甚至在後來的《史記》中，對這《太初曆》也提及得很少。在他看來，《太初曆》還是有許多缺陷的，比如漢武帝採用了鄧平等人的建議，以音律起曆，將本來與曆法風馬牛不相及的音律牽強附會于《太初曆》，而且漢武帝還接受了鄧平等人提出的81是一日之分的說法，將《太初曆》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在曆元的安排上，他的主張也沒有被採納，因而雖然作為《太初曆》的主要制訂者，司馬遷對此曆並不是十分推崇的。

　　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太初曆》仍不失為一部好曆法，作為此曆的主要制訂者，司馬遷的功勞也是非常巨大的。

　　就在新曆問世的這一年，司馬遷的著述工作也開始了。

　　從20歲漫遊大江南北算起，司馬遷扈從巡遊，足跡遍及祖國東南西北，對各地的地形、氣候、人情、風俗了如指掌，對各種歷史遺聞、歷史傳說，經過了實地的考證；從10歲誦古文時算起，司馬遷師從董仲舒、孔安國，後又得以進入國家藏書處博覽群書，古今知識早已爛熟於心；從上古時代到漢武帝的歷史發展概況，他也有了個清晰的輪廓。漢朝改制已經完成了，國內太平，是論著歷史的時候了！

　　司馬談臨死的時候曾經說過，司馬家族世典周史，周公死了五百年後，孔子出世，著《春秋》載述歷史，從孔子死後到現在，又有五百年了，應該接續孔子的事業，到了將歷史的載述繼續下去的時候了！

　　上大夫壺遂問司馬遷：「孔子當初為什麼要作《春秋》呢？」司馬遷曾經跟董仲舒學過《春秋》，董仲舒的觀念對他是有很大影響的，因而他先用董仲舒的觀點來回答：「我聽董仲舒說，周朝的王道廢頹，人心不古，孔子擔任魯國的司寇的時候，宣講他的「禮」、「仁」等主張，對人們的言行提出道德要求，卻被眾諸侯視為對他們的危害，他的主張被眾諸侯拋棄，連本國的大夫們，也給他設置障礙，不讓他順利地在魯國普及他的觀點。孔子見天下混亂，自己的主張不會被採納，自己的建議不會被施行，就將自己的理想寓於對242年歷史的評論中，褒貶時事，表明是非，作為以後天下行事的標準。孔子貶斥諸侯，聲討大夫，譏評天子，都是為了闡明王道、宣揚王道啊！孔子他曾說：『與其把是非曲直掛在口頭，空發議論，還不如把它們體現在具體的事物中，這樣就明顯得多，也深刻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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